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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2016-08-07  点击:[]

 

程星,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


   整整一个世纪前,时年21岁的胡适痛感国家因缺少优质大学而“有求于人”,负笈海外成为引进西方文明与科技的唯一途径。在胡适看来,今日留学,是“为了日后我们自己能够不用再求人”。“留学应当以不留学为目的”:这是青年胡适的“中国梦”。这个梦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尽如胡适之意。一百年后的中国大学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国人在留学问题上似乎还是“有求于人”。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4年在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8.89万人。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超过1/3的学生计划出国读高中或者是预科以及语言学校。这意味着其中大部分学生不会参加高考,也不会选择读完国内高中的课程。

  令人纠结的不是有多少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大学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很多经历过留学深造。让人尴尬的是,假如过去我们的大学以毕业生能够进入欧美名校读研作为其教学质量过硬的标志,那么今天的留学低龄化则是尚未进入国内大学的孩子及其家长们在用脚投票,对包括“已经跻身于全球2%的精英高等学府”提交了一份“不信任动议”。




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个问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近年来一直悬在大学管理人员的头顶,逼着他们没完没了地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最后以“钱学森之问”得以表达:“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在高教界的反响可谓振聋发聩,“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是,正如耸人听闻的言论并不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忧心如焚的钱老应当也没有考虑过自己言论的内在逻辑。其实,“钱学森之问”的内在逻辑,用逻辑三段论略加分析,不难发现:

  (1)如果大学(M)是培养杰出人才的(P);(大前提)

  (2)并且中国的大学(S)都是大学(M);(小前提)

  (3)那么中国的大学(S)都应当培养杰出人才(P)。(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钱老心里想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应当培养杰出人才,起码一流大学必须培养杰出人才。这个逻辑有问题吗?是的,因为它的大前提错了。

  中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扩招,在2002年毛入学率超过15%,正式迈入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潘懋元曾经指出:“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我们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基层实践,都要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方能取得大众化教育的成功。”这种重新认识必须建基于对大学外在的社会环境和大学内部的学术环境的翔实的分析之上。因此,“钱学森之问”的本意虽不失真诚,但其大前提似乎仍然是针对精英化时代的。这种时代的错位对于当今大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误区。

  其实,大学的任务并不是培养杰出人才,而是培养人才,为这些人才将来成为杰出人才创造一个成长的环境。人才与杰出人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具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应对未来社会变化之能力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后者是这些普通大学毕业生在职场上运用大学所学的知识与能力进行创新或发展之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学需对其直接“产品”——人才负责,但人才能否成为杰出人才则是由多方因素决定的,大学至多只是因素之一。鉴于此,大学需要“重新认识”今天这个高等教育已实现大众化的时代,并制定应对措施。这种认识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出发:大学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学当如何应对?




(一)大学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首先,知识更新的高铁已经全面提速。 按照一般的认识,在18世纪的时候,知识更新的周期大概是80到90年,19世纪基本上30年左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概是5到10年,八九十年代是5年,进入21世纪,知识更新周期大概是2至3年。在知识更新周期如此短暂的今天,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老生常谈来指导大学生,还真有可能误人子弟。克林顿时代美国教育部长理查·赖利曾说过一段绕口令似的话:“我们(的大学)正在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进入那些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运用目前尚未发明的技术手段去解决那些我们至今尚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而美国《财富》杂志引述有关专家的预测:2013年美国现有职位中的47%将在2033年被机器取代。更令人不安的是,过去我们只是担心一些“蓝领”的工作会被机器取代,而今天我们可以从下列几例已经逐渐被机器取代的职位看到未来“白领”的命运:售货员、电话接线员、市场销售员、银行职员以及外科医生。

  其次,地域经济和政治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许多大学在谈论国际化时往往关注的是大学的国际声誉和排名,而国际大学联盟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却提醒我们大学国际化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即经济、思想及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新马两国治理污染的工程技术再发达,也无法挡住隔海飘来的雾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问题;这是人文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如何扶贫的问题。

  再次,“人才”们登上国际航班周游世界。以美国为例,2006年将近70%的工程学博士学位和一半以上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都是授予外国出生的学生,而外国出生的企业家在1995—2005年期间创办或协办硅谷一半以上工程和技术公司,占这类公司创办人或关键合伙人的1/4,其2005年销售额达到520亿美元,雇佣45万人。同样,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在国际排行榜上表现杰出,原因之一就是其教授职位实行全球公开招聘。政府在解决了工作签证这个问题之后就会发现,只要条件合适,全世界的人才就会在你这里聚集。硅谷的成功,香港、新加坡大学的出色表现,背后只有一个基本原因:人才的流动。

  上述这些外在的变化深刻改变了当今社会对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期待。为了与时俱进,大学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教学模式。




(二)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在“前国际化”时代,人们对于一所大学的关注首先是师资好不好,而当代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几乎无一不将教授的学术声望,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引用的频率等,作为一所大学优质师资的标志。对于学生来说,师资固然重要,但从学习某一门专业知识的角度看,其重要性又在不断降低。如果只是为了耸人听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声称:“慕课(MOOC)让教授下课!”过去老师的课教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学生对这门课的掌握,可是今天的学生可以上网,包括慕课在内的各种网上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亲近名师、大师或“好”老师的机会。因此,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成为必须。

  直到今天,学生及其家长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学什么专业、将来找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我们同意知识更新的高铁已经全面提速,那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在降低。知识的更新给传统的“专业”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而就业市场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变数又让大学“专业”与未来的“职业”渐渐脱钩。这正是理查·赖利的绕口令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明知学生今天在大学里学的很多东西将来都会过时,那么我们的课程设计是否应当考虑如何培养学生在那个未知的职业里所需的(尽管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尚且未知的)知识或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大学国际化的时代,学生面临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如何取得信息;他们有太多的渠道能够取得太多的信息。但若他们不能从信息的海洋中去芜存菁的话,那么他们拥有的信息永远也无法成为有用的知识;相反过多未经评估的信息还很可能成为负资产。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在充分理解外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对于课程及教学各个环节的“重新认识”就变得非常重要。

  大学应该研究的问题是,毕业生在走上社会后能否应对未来职业或岗位的不确定性、是否具备重新学习的能力、在地域政治与经济问题纠缠不清的情况下能否跨领域地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在人才全球流动与竞争的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行文至此,“钱学森之问”对于当代大学发展有可能产生的误导开始显现。如果大学管理者们的注意力至今仍在所谓的“杰出人才”身上,那么大学能做的不外是在为一小撮精英追加学术“营养”。近年来在部分大学启动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就是大学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一项人才计划,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学术大师。然而,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毕业生未来职业生涯带来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难道在数、理、化、信、生5个学科为这一小批精英学生开小灶就能保证他们成为未来的杰出人才?再说,学术大师能培养吗?




(三)大学当如何应对?
   什么是大学该做的事情呢?关于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学术能力之强我们已经听说很多,国内一般大学毕业生进入美国研究院后直接给本科生以至研究生上高等数学、化学、物理等课程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大学在继续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在学生能力的培养方面下点功夫。

  其实,国内大学关于教学方法的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而“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道理亦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说教授的责任是努力改进其课程设计、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法,那么大学的责任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学科知识的更新作出回应,将培养学生在相关领域、甚至全新领域的学习能力纳入教学改革的议程。比如说,在设计学术项目时学生评估信息质量的能力起码应当和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领域是学生的非学术能力培养。换言之,在地域经济和政治都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的时代,大学必须帮助其毕业生适应未来的职场。在这个职场上,多元文化的认知与经验已经不是一种奢侈,而是必须。学生对于异族文化从语言、习俗到思维方式的了解直接决定他们能否在跨国公司或组织中生存并发展,而团队合作的能力则是未来成功人士必备的品质。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大学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学生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职场里所需的技能出发,将大学教育的目的重新定位:我们的毕业生必须学会读书、思考;沟通、协调;择业、转业。

  近年来关于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讨论此起彼伏,但多数高校在设计通识课程时采取了“分布性模式”,即要求学生在一些指定的领域选修足够的学分,以开拓其学术视野。这件事本身没错,但在实行过程中大学开设较多的是一些概论或概览课程,学生们通过老师二手的叙述或解读来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理论,却很少能有机会平视原著者的目光,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对其观点的可信度进行辨识。概论课教出来的学生有知识,因为他们的老师可以在一堂课上概括一个时代的声音、一个章节里传递一群作家的思想;但概论课教出来的学生不一定有能力,因为思辨是一种需要经过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因此,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也许有必要考虑另一种模式,即以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所谓“名著选读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国内大学废除毕业分配制度至今,经过20多年的历练,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终于习惯了择业的挑战。不幸的是,刚学会择业的毕业生们却已开始面临新一轮的挑战——转业,因为未来的职场里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已经所剩无几。而随着人才的全球流动日渐普及,今天的雇主们并没有太多的耐心在本地的(千里)马群里扮演伯乐的角色。硅谷的成功给世界的启示是:在全球化的人才市场上,通过进口取得杰出人才比从小培养要划算得多。

  从这个视角看去,“我们的大学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比较清楚了。在当今“培养不了就进口”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职场里,大学毕业生们的竞争对手是各国的人才或杰出人才;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某个专业的知识,还需要一些应对不确定未来的过硬技能。如果学生及其家长们在中国的大学里看不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那么大学的排名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加上国际化让全球大学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因此中国学生用脚投票、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的结论是,大学无需将培养杰出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只要能为其毕业生提供一个将来成为杰出人才的土壤就功德无量了。

Author:  程星

From:年中国好青年中国好青年中国好青年中国好青年杜宝贵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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