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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大学离我们多远

2016-08-07  点击:[]

作者简介: 付八军,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引用本文:付八军.理想的大学离我们多远[J].高校教育管理,2016,10(4):66-71.

理想,是一种动力,更是一种方向。古今中外对于理想大学或者大学理想的各种表述,甚至那些具有普适价值的各种教育理论著述,都是为了指引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方向。那么,理想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实中的大学又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理想状态?我们如何更快地趋近理想的大学?这是一个永恒的学术话题,也是一个最为基础的理论课题。只有把这些问题理顺了,我们才能以此检验各种理论主张与教育实践,才能寻找最佳路径推进教育的不断变革与发展。
一、 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对于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会有不同的描绘。一般而言,大家会从领导体制、招生就业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角度来谈。但本文想从“人”这个主体来谈,亦即从大学中学生群体、高校领导、大学教师、行政人员以及社会大众等“人”的角度来描绘。因为人是高等教育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活动的目的正是为了人,只有“人”才能感受到高等教育的变革与进步。
在理想的大学中,学生是来学习的,而不是来混文凭的。最理想的大学,哪怕她不颁发任何文凭,也会有许多人前来学习。反观我们现在的不少大学,四年宝贵的青春流逝,学生们在大学课堂上所获甚少,从大学教师那里所获甚少,在大学校园里所获甚少。这四年青春,倘若置身于现代商场,置身于学海世界,努力耕耘,不辞辛劳,必定硕果不凡,初露锋芒。大学教育的疲软,这是谁之过呢?应该说,我们不能将过错归于某一方,只能去分析哪一方的过错更大。例如,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功利的旋涡,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所大学及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难免被卷入进来,变得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又如,体制约束下的大学及其校长们,在见效慢、周期长的学生成长与见效快、周期短的业绩显现上,他们更关注后者;在获得政府资源、博得上级奖赏与提升学生素质、赢得社会声誉上,他们更关注前者。事实上,不少校长们已经被各种纷至沓来的非学术性事务与接待忙得都没有时间来思考如何办学了。再如,就拿学生们自己来说,除了轻轻松松地享受外,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这是谁之过呢?总之,大学的天空,写满了“学”字,散发出书香,如果我们看不到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看不到学生对于知识本身的追求,那么,这所大学离理想大学相距甚远。同时,既然学生来校是为了学习,那么,在理想的大学中,一个人获得几个大学文凭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文凭既是凭证,更是一种大学身份认同,还是一种精神同盟。例如,张三已在A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及至博士学位,后来,他得知B校以文科见长,并提出“培养具有世界良知、为人类正义而奋斗的社会贤达”,由于他具有思辨天赋,富有激情,胸怀天下,也想加入这种精神同盟,于是他又选读该校并获得该校文学学士。这样的大学,就成为一个学习场所,成为一种精神家园,而不是一个贩卖文凭的政府机关。
在理想的大学中,校长们是不惧官的,而是惧校内外校友的。以此来考量中国公办大学,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为什么理想大学的校长们不应惧政府而应惧学生呢,理由至少有二。其一,大学是真理的殿堂,校长更是殿堂的真神。这样的校长,他们的方向与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为了科学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为了学术的坚守与发展,以此来衡量一切内外部关系。政府的不少决议,或许是某些领导个体的,或者是本届政府近期的,并不吻合大学及其校长们的信念,从而不为理想大学所接纳。例如,哈佛大学曾断然拒绝时任总统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对于该校荣誉博士学位的请求;苏格兰北部一个贫穷的地方,有个女生中考成绩达到了牛津大学入学标准,但牛津大学却以教授会的面试意见为由拒绝接纳,无论各级政府包括时任首相布莱尔(Torry Blair)如何争取,最后都无济于事。其二,理想的大学,是不会依赖政府的,而是依靠校友实现自力更生的。这样的大学,凭借学术声望与科技实力在市场中竞争取胜,从而财力雄厚,无须“为三斗米折腰”。这样的大学,正是一所高度市场化的大学,校友才是他们最坚实的支持者与依靠者。同时,理想的大学,离不开理想的政府。因为在政府面前,大学永远都是平民百姓。任何一所大学,若当政府真要关闭她时,是很难幸免的。因此,没有理想的政府,办不出理想的大学。作为理想的政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不会放弃对于大学的责任,只是在资助力度上有大有小而已。
在理想的大学中,大学教师是能够特立独行的,而不是唯唯诺诺的求生存之辈。大学教师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们既有因真理化身而具有这种风骨,也有因拥有真学问、真本领而具有这种能耐。反观我们现在不少大学教师,既没有这种风骨,也没有这种能耐。试看看,那些刚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自己都还没有明晰、坚定而又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他们居然成为大学生的指导教师,称之为辅导员;那些从事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专业教学的大学教师,自己从未涉足商海,也没有过相应的实践调研,从纸上到纸上,能够把商业之道深入浅出地讲授出来吗?例如,以作者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农林大学为例,山核桃与笋干作为临安的重要产业,地处临安并以农林学科作为办学特色的大学,对这些产业有多大的贡献?倘若没有或者甚少,那么,长期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大学教授们,如何能够特立独行呢?他们还只能从政府那里争取研究经费,依赖学校给他们争取研究平台,难以在市场上真正挺立起来。
在理想的大学中,一般的行政人员既不是从属于教授们的,也不是管理大学教师的,他们与大学教师一样,都是大学中同等重要的办学主体。没有一流的教授,办不出一流的大学。但是,没有一流的管理,培育不了一流的教授,形成不了一流的文化,从而同样打造不出一流的大学。那么,理想大学中的行政人员,是什么样子呢?应该说,他们同样是教师,只是他们在行政岗位上潜移默化地承担育人的职责,这是一种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他们不仅熟悉行政业务,而且深谙教学育人与科学研究的规律,甚至自己正是从一线教师轮岗过来的,同时,他们也可以随时有实力回到教师岗位上去;他们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高于教师一级的管理者,也没有认为自己在大学中属于边缘性的工作人员,他们充满自信但又平易近人,他们遵循管理规范但又不会陷入僵化泥潭,深刻理解大学管理的特殊性。正如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任彦申所言:“就管理的权威性、有效性而言,社会各类单位可分为两个端点:一端是军队,另一端是大学。……对于脑力劳动的管理,既不能采取计时制,也不能采取计件制,更无法进行过程监控,主要是看成果、看效果。对于教授的工作,与其说是‘管’,不如说是‘理’,以礼相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文化人。”总之,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大学的管理就是学术管理,或者说以学术为中心的管理,不理解学术运行规律的人员,是很难胜任理想大学中的行政岗位的。
在理想的大学中,我们很少听到社会大众对他们负面的评价,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评价,也是希望他们做得更好,绝不是对这些大学表现出失望或者痛恨。理想的大学,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磁场。置身其中,任何人都会受到鼓舞与教育,那种对于真理的坚守与文化的渴求,就像十月桂花之香一样扑鼻而来。一位术有专攻的专业人才会为能在该校开设一堂讲座而心驰神往;一位事业成功的社会名流会为能获得该校的荣誉学位而引以为豪;一位发财致富的商业王子会为能在该校捐赠一座教学楼而孜孜以求。有人说,评价一所大学的好坏,就看校友的捐赠面有多广,捐赠量有多大。从某个角度来看,此话不无道理。
二、 现实的大学可以是什么样子
以上对于理想大学的描绘,应该说,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理想的大学,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一所并不入流的大学,希望将之变成理想大学之际,那么,我们似乎更应该把理想的距离缩短一点,离现实更近一点。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断朝理想的大学看齐,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可望而又可即的大学图像是一个什么样子,也就是说,现实的大学可以是什么样子。从当前我国国情出发,现实中的大学可以争取是这个样子:
她是一所讲求成本效益的大学。中国的公办大学,除了某些“985工程”高校、以人文学科与基础学科为主导且排名较为靠前的大学之外,普遍并不富裕。而且,越是高层次的大学,对金钱的需求量就会越大。甚至还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作为生产“知识”的大学,我们很难断定其产品与金钱的关系到底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因此,对于一所不讲节约、不讲成本、不讲投资收益的大学,我们无法断定是该校的办学能力不足,还是另有他图。那么,如何断定某所大学讲求成本效益呢?例如,听说某大学的规划请国外机构来做,耗资千万元。在有些人看来,投入这些钱是值得的,因为这就是谋发展、谋长远。不过,是否值得,是否讲求成本效益,可以回头看看其规划有多大效益。当然,如果作者当大学校长,既不会请别人来做,也不会一掷千金。一所大学,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尽头;闭上眼睛,大事小事全在脑海;屈指一数,张三李四王五全然了解。虽然具有市厅一级的级别,但只有县区一级的财政、乡镇一级的人口。而且,人口来源相对明确,价值追求相对统一。可以说,办大学,并不复杂,如果说有更复杂的事情,我们也能让它们变得简单。总之,大学的成本意识与效益行为,体现在人、财、物、事等方方面面,没有确定的标准与套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
她是一所追求宁静有序的大学。上至一个国家,下至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家庭,都需要宁静与有序。只不过相对大学来说,更需要宁静与有序。只有宁静,才能沉思,才能创造知识,才能仰望星空。正如诸葛亮先生所言:“非宁静无以致远。”无法想象,一年到头闹哄哄的大学,如何能够创造新知识,从而也就培养不出高水平人才。反观今天的国内高校,各种工程、项目、奖励、评估、检查等,把教师们的心都弄乱了,还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沉下心来教学育人与潜心研究?激励机制与评价机制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其本身不能成为一种负担,更不能以此来搅乱人心。诺贝尔奖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者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以基金每年的利息或投资收益授予前一年世界上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既不会折腾获奖者,也不会让未获奖者不满,都是在静悄悄的评审中完成的,甚至不少人在得知获奖消息时甚感意外,可谓实至而名归。同时,只有有序,才能保证宁静,才能提高效益。作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作教育报告时,美国、香港地区等学者关注具体细微的教学环节,而中国学者往往关注宏观层面的理念与体制,让人觉得讲的都是大道理。这是为什么呢?或许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办学是否理顺了“序”的问题。在美国,大道理他们都知道了;而在中国,政府办学,许多大道理都还没有理顺。如果说,针对大学外部环境,我们无力改变,但是,不少躁动与无序正源于大学内部。现实的大学,至少可以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之内,力争做到宁静与有序。
她是一所注重育人实效的大学。当被问及大学应该干什么时,我们或许都能很好地回答:大学主要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这既是人才培养的活水源泉,也是直接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但是,当被问及大学现在做了什么时,我们或许很难准确地回答。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似乎极为重视人才培养质量,“教学第一”“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等口号喊得震天响,政府层面也不遗余力地强调育人的中心地位,甚至通过实施各种质量工程、采取量化评价标准来抓人才培养工作;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无论是大学自我宣传,还是政府评价大学,他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各种平台、项目等显性业绩,从某个角度来说,大学似乎是在赡养与培养一批教师,而不是培养与造就一批学生。每当听到一所大学及其教师们在计划明年要制造多少论文、争取多少项目之际时,每当看到学生在课堂上无精打采、教师在课堂上准备不足时,作者就经常想起纪伯伦先生的那句名言:“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确实,当前中国不少大学,已经忘记了或者说被迫忘记了,大学的第一使命是人才培养。然而,在各种办学自主权中,教学权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教师聘任权等,都已经落实得很好了。可见,强化育人实效,大学当前可以有所作为。
她是一所体现和谐民主的大学。评价和谐民主程度,最关键的就是看满意度。那么,在我国当前的大学中,学生对教师及学校满意吗?教师对学校及其领导满意吗?专任教师对行政人员满意吗?领导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满意吗?……或许有人会说,不满意是社会和组织的常态。应该说,追求更高质量的满意度是任何组织永恒的主题,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组织实现不了货真价实、情真意切的满意。达到理想的满意度,说起来其实并不难,其中有几个关键词非常重要:沟通、理解、信任。就以专任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关系来说,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他们能否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进行沟通,同时换位思考一下,争取相互理解,并进而达到彼此信任?确实,管理的特点就是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在既定的体制与规范下,留给大家相互理解的空间非常有限。但是,只要有一丝缝隙,我们的沟通、理解与信任就有一线生机。例如,优秀的比例有时其实不应该限定的,可是,在许多情况下,上级规定指标就一个,那么,如何让几位竞争者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最后结果,这就少不了沟通、理解并信任的环节。
她是一所推进社会服务的大学。现代大学必须走出象牙塔,尽可能履行更大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体现更大的社会贡献度。达此目标,途径与方法多种多样。例如,在人才培养上,优质的课程资源就可以走向社会大众;在科学研究上,真正有用的应用性成果就应该力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又如,一流的人文社科学者,为何不能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著影响百姓?一流的自然科学者,为何不能通过大家乐于看、容易看的科普著作服务社会?在作者看来,一流的文科教授应该成为社会的明星,一流的理科教授应该成为企业的上帝。对于他们来说,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他们更多的财富要从市场上获取。
三、 我们如何趋近理想的大学
在我们脑海中关于理想大学的图景,可谓千千万万。但是,当我们来设计如何实现这些愿景时,又感到千头万绪。事实上,作为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们撰写的每一篇教育论文都在构建理想大学的路径,只是论述的角度或者层面不同而已。在此,文章从几件特别紧要的事情来谈谈我们如何趋近理想的大学。
要让大学面向市场办学,而不是面向政府办学。有一句饱含关切与希冀的话——“中国大学还在沉睡”。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表明中国大学目前还没有全面展现活力与生机。这是为什么呢?最关键的一点,正是体制约束的问题。中国公办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政府既是大学的管家,监控大学运行;也是大学的爹妈,提供一切资源。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并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与理念,按照政府的旨意办学即可;而且,应对各种检查、评估、申报等工作都忙不迭,甚至挤不出时间发呆。中国的一流大学,贵族气息浓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出身比努力重要。改变这种格局,增强大学活力,根本方向就是引导大学面向市场办学,而不是围着政府打转转。例如,专项制度,就是强化大学以政府为中心的一种制度,应该有所扭转与完善。大量的专项经费,应该化解为生均经费,提高整体的高等教育质量。同时,要把政府对大学的责任写入法律,保证大学稳定的办学经费以及政策保障。只有提高整体的国民素质,国家文明程度才会提高,国家的发展速度才快得起来。例如,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就被美国甩在后面了。至于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是,这与“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平民社会,而中国则是一个典型的精英社会”不无关系。平民社会,造就了大批高素养的国民;精英社会,类似于一个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大部分底层百姓并没有释放自身的活力与智慧,社会的创造力自然会受到限制。精英社会,贯彻精英政治,这与政府追求GDP,大学追求排名、强化重点建设等是一脉相承的。就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来说,中国需要吗?需要!但这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当前,在全球化以及世界竞争问题上,中国亟须解决的是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国民的整体素质以及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如何与社会进行有效对接的问题。总之,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如果是引领大学面向市场办学,从市场上获取资源,在市场上评价大学,走出“政府办大学、政府评大学、大学靠政府”的桎梏,那么,这种方向就是正确的,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可取的。
要让大学校长依法自主办学,减少各种多余的干扰与折腾。自古至今,无论在哪个领域,要做好任何一件大事,必须实现集权,只能有一个领导核心。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过去那么重视人才的发现,那么强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这并没有否决集思广益,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人决策。例如,根据近来出台的“中国人民大学章程”,该校有如此章法,“校长办公会由校长主持,实际到会人数达到应到会人数的4/5以上方可召开,会议决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校长认为多数人的意见不正确的,可以决定另行讨论,也可以由其本人最后决定,但多数人的意见应记入会议记录”。这种章法,既保证了民主决策,又体现了校长集权,是落实大学校长依法自主办学的有效举措。至于党委包括团委等在高校中应该如何设置、功能如何体现等,作者已在《什么样的高校领导体制是最理想的——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十个设问”说起》一文中表明的价值取向,在此不再赘述。从过渡状态来看,一些大学可以试行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兼副书记等,尽可能实行一人双岗双责。同时,赋予校长提名副职以及任命中层干部的权力;撤销可有可无的各种部门,减少副职,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大学校长的岗位待遇,保证其在岗时全身心投入行政工作;等等。那么,这样的大学校长如何来呢?应该经过自我报名或者学校推荐、资格审查、同台竞聘或者学校公选、政府任命等几个环节而产生。校长实行任期制,没有行政级别,其办学业绩根据学校教职员工以及校友们的满意度而定。正如前所述,理想的大学,离不开理想的社会。在理想的社会中,所有人都应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所有人在退休后都应该享受大体相当的待遇。在这样的条件下,校长包括更多不同行业的领导岗位,有没有行政级别,其阻力也就大大减少了。可以说,如果真把校长当成一个岗位,而不是一个官职与级别,那么,大学就有希望;如果各行各业所有这样的身份都取消,都成为岗位,那么,整个国家就有希望了。
要把教师聘任权、大学内部治理权还给高校,同时能够实现社会职业的自由流动。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中,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会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才会让所有人沉下心来,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于大学来说,教职员工离开现有岗位之后,若无相应工作,也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不会给大学增添额外的负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政府要把大量的权力下放给高校。例如,各种学衔、职务都只是一个岗位,而且是相应学校自己的岗位,他们都不再由国家或者政府统一评审与确认。张三可以在这所高校聘为教授,换一所高校可能只能聘为副教授,在履历上,不再拥有象征身份的职称职务,而是体现一种工作经历与岗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大学也不会再针对科研论文进行额外奖励,因为这是教师们获得聘岗条件的基本要求,也是他们的自觉行为。可以说,所有的回报在岗位聘任中已经或者能够得到体现。同时,针对教职员工的考评也简单多了,主要就是聘期考核。在有些高校,还可以推行终身教授制度。又如,大学没有国家统一规定的教师最低学历要求、生师比、兼职教师比例等限制,每所大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聘请社会专业人士或者商界精英开设短课,折算学分。可以说,只要能够推出优质课程、符合教学目标、特别受到学生欢迎的贤能之士,都可能成为大学的兼职教授。再如,一位大学教授辞职下海,或者当了公务员,若干年之后,他又想回到学校做教师,或者以兼职的身份当教师,在制度设计上,都应是允许的。或许我们会认为,大学的权力过大。事实上,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因为每所高校应该有向社会公开且在政府备案的章程,要办什么样的学校、设置什么样的部门、引进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开展招生工作等,都有基本的规定,新任校长就是章程的维护者、执行者与责任承担者;同时,面向市场办学,在信息公开透明与政府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招收合格学生、获得社会捐资、推动成果转化的大学,就是优秀的大学。
要让学术在社会市场中进行检验,减少以政府或者第三方机构为主体制造的各种学术评价体系。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进行学术生产的主体正是大学教师,评价大学教师就应以相应学校为主。一位大学教师在某校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可以选择到另一所高校谋职。可以说,学历以及履历是确定的,但是职务与岗位却可能是变化的。从这一点来看,大学教师公开发表学术论著就是获得学界认同的一种自觉行为,也是他成功聘任并留任某校教职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政府来说,除了如上所说的减少各种专项之外,还要减少各种奖励、课题等。例如,政府不应该有这么多资金来发布各级课题,如果发布课题,也应该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可验证研究成效的横向课题。可以说,一个国家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纵向课题,所有的课题都是为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而设置的。对于一些基础研究,相应的资助经费应由政府以教师人均的形式拨付给高校,再由高校提供给相应的教师。对于一些关系到世界与人类根本性问题的重大攻关课题,例如天文宇宙、地球保护等,更多地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合作。有时候,看到某些论文挂着3至5项政府课题,既有社科的基金项目,还有自科的基金项目,这种课题的意义在哪里呢?又如,当前我国有多少种不同级别的人才工程,恐怕许多人都算不过来。这种人才项目,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应该像诺贝尔奖一样,实至而名归,不需要大家主动申报;而且,也不需要这么多类型、这么多级别。另外,人为地制造学术分级,极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例如,在一些学校,学术期刊分成了至少八个层次,其中,有些层次还分出若干小层次。就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来说,三个层次足矣,即权威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其他。就是针对权威期刊,我们也不要将之抬得太高。评价某位学者的水平,或者说某论著的质量,绝不能以文章所载的期刊、著作的出版单位为标准,而应直接分析其论著的学术含金量。同时,如前所述,文科还应推崇深入浅出的文风,特别关注社会反响;理科还应关注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强调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当高校取消单独的科研奖励,取消过度的刊物分级,取消政府层面的职称评聘,减少各种人才工程与纵向课题,由学校自行独立聘任教师并确定岗位等级之后,学术成果的评价与认定权,基本上就交给一所高校自身了。这样,专业教师就可以在整个学术市场中自由流动了,学者的声望也不再凭借所谓的先天平台获得了,三流的大学也可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走向国内一流了。
总之,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最终想去哪里,而且他又熟悉这些路程,那么,他就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行。对于办大学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因此,尽管前面趋近理想大学的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许多条件至今甚至在若干年以内都难以实现,但是,只要明白大学最为理想的图案是什么样子、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对于正在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行进的人来说,他们是能够在不同的大学发展时期做不同的事情,进行相应的改革,绝不会为了急着到达遥远的彼岸而让这艘大学之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摇晃甚至触礁翻船。可以说,对于一位真正的智者来说,他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同时也在关注脚下是草原还是沼泽,他属于一名着眼未来、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实干家。这些大学人,能够顺应我们目前不能改变的,改变当前我们能够改变的,坚定信心,毫不迟疑,朝着理想的大学一步一步前行。(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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