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再从高考开始，自由地选择大学，现在的我可能还如几十年前一样，不完全清楚未来是什么、要干什么。我想从我经历过的、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说起。

一、答疑制

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栋学生宿舍楼都有几个空的房间留给学生们专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每天固定的答疑时间。每位任课老师每周都有一、两次的固定答疑时间。小小的答疑室里或是学生们拿着课本、笔记本安静地与老师交流，端看老师在纸上、小黑板上的演算，或是几个学生围住老师、七嘴八舌，或与老师辩论、或是同学间相互争辩，有时，答疑室里也有学生们自己在讨论问题。后来，我到欧洲读博士，这期间再次体验了答疑制度。形式不同，内容不变：答疑或者教室内、或在老师的办公室，依旧是公布的固定答疑时间，就像公布的上课时间一样。由于只有教授才能上理论课、重要的学位学分课，所以，教授的答疑时间很有限，助教承担了主要的答疑任务。

答疑也可以在课间，简单、快速的问答。但是，有专门答疑时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要消化吸收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或许没有理解教材、或许没有理解老师的思路、或许因为走神没有听明白，都可以通过答疑的方式尽快深入的理解问题。也许学生的智商有差异，还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就可以保留颜面地向老师讨教、与有思路的老师探讨。从教师的角度看，也许课后我有预约，也许我一时回答不了学生的提问。课后专门的答疑，稍微有点时间与学生的讨论，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能力，学生直白、单纯、甚至看起来鲁莽的问题，也许会给我带来新的研究课题。释惑答疑，是教学的重要组成，即使在MOOC时代，也不可缺失。教学相长，不能没有学的质疑。

二、助教制

刚到青岛大学时，学院也有欧洲大学的助教制，感觉极其自然。从学生的角度看，助教制很受欢迎。助教和学生的年龄差别不大，基本上没有代沟，不存在交流障碍。助教的时间充沛，和助教可以从不同角度的讨论、理解课程中的问题，深浅自如；也许不能加入教授的高水平研究小组，但有希望加入有能力的助教组织的本科生科研兴趣组；而且，也可以从大学新锐得到其它方面的信息——如专业发展、社会需求、职业规划。从教师的角度看，我也希望有助教制。年轻时，我希望有师傅尽快带我跨过教学门槛，就像博士导师带我进入科学研究的殿堂。我有能力、有愿望成为大学合格的教师，也许要成为教育专家，但我毕竟年轻、缺乏经验，需要指导、不断实践、减少弯路、快速进步。同时，也可以加入教授的科研团队，尽快地开展合作研究。作为教授，我希望有年轻教师担任助教，为我分担一些简单的教学任务——批改作业、答疑释惑、组织研讨、指导实践，以便我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承担更大、更重的责任——学科发展、专业建设、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当然，培养研究生和培养青年教师也是一个教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与时俱进的专业技能、工具应用、项目开发等方面，青年教师的长处应该得以发挥。从管理者的角度看，不同岗位的人各尽其能、各尽其职，是最有效的制度设计和人员管理。

三、学分制、学业导师制

从学分制的角度看，我们的教学落后了若干个十年。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肯定不希望一进入大学，在还不到20岁的时候就被决定了未来的40年、甚至终生！他们毕竟年轻，希望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也许在报考学校时没人能告知他经济学、计算机、自动化等专业的真正含义，他也不知道计算机的知识和职业还有那么大的差距，更不知道要学习哪些课程才能获得他所希望的专业知识和学位。学分制恰恰给了学生机会，可以弥补自己的缺憾。但是，面对如此多的选择、如此多的机会、如此多的诱惑，学生自然希望有人给予指点，教会他们如何面对未来、面对选择，让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专业教师的角度看，科学方法、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不是华山一条路，即使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和专业知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可能性，而提供给学生多样性的选择则需要更多教师的参与和奉献。学分制也给了年轻教师展现、践行、挑战的机会和场所。作为一个有一些不同阅历的教授，我希望作为学业导师，以足够的耐心、阅历和知识给学生们专业方面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帮助他们选择专业、选择课程、设计自己的学习线路和发展途径。我希望与学生们分享一些经历、教训和思考，让学生们学会独立、学会面对纷繁多样的未来。我希望，未来当学生们回想母校的时候，记住的不仅仅是可能已经落后的知识和逐渐失去色彩的楼宇，希望他们记住的是大学给了他们提高自我、热爱生活、改变未来的起点。

（作者李劲华为青岛大学数据科学与软件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