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
当前位置: 首页 >> 大学治理 >> 大学文化 >> 正文

王卓君:现代大学理念的反思与大学使命

2016-07-05  点击:[]

作者 | 王卓君

来源 |《学术界》2011年第7期


与世俗社会有所不同,学界对现实的关注不是追逐各种热点问题的时髦而昙花一现。学界对大学问题的聚焦与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大学现状的分析,它更关注大学走向何方?还能走多远?一定意义上讲,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引领,是培育和塑造国家的重要力量,如哈佛之对美国,又如清华北大之对现代中国。


现代大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一方面,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内部结构十分庞大、独特和复杂;另一方面,“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影响,并由此生成大学自身成长的战略取向和策略方法。因而,现代社会既催生出人们认识大学的渴望和迫切要求,又促成大学日益融入社会的各项联系之中。”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呈现出空前的发展态势。这种巨大成就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大学与其外部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互动关系的理解,也对这种互动关系中所暴露出的种种现实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如现代大学所存在的工具化、功利化、市场化倾向及其人文精神的边缘化与失落,等等。于是,对于大学本质、大学使命、 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追问与研究,便极其自然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与世俗社会有所不同,学界对现实的关注不是追逐各种热点问题的时髦而昙花一现。学界对大学问题的聚焦与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大学现状的分析,它更关注大学走向何方?还能走多远?一定意义上讲,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引领,是培育和塑造国家的重要力量,如哈佛之对美国,又如清华北大之对现代中国。而今的大学,人文精神何以逐步式微?功利化与工具化的根源何在?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背景下,大学又该坚守什么样的价值与使命?等等。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追问、解释和回答,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对大学本质的追问与应答。


一、传统大学理念的解构与现代际遇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大学理念、大学本质、大学使命、大学之用等本原性的大学问题研究绝不是孤芳自赏式的学院派清谈,而是来自于现实对大学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来自多方面。一方面,而今的大学规模(如招生人数、占地面积等硬性指标)超过以往数倍,各种国内外交流、研讨层出不穷,与政府、企业的合作更是前所未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教育界的传奇人物、伯克利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佛兰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显然,今日大学之“大”是既往大学无法比拟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对此,克尔称此为“巨型大学”,或被金耀基先生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译为“综集大学(multiversity)”。另一方面,大学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冲击,即对于大学理念的冲击。人们通常认为,理念是一种相对于流动的表象更为本原的、稳定的事物本质。在此意义上,大学发展变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大学理念更迭的表现。因此,尽管从外在形式上看大学经历了从“乡村”到“市镇”再到“城市”的历史,但在其根本上却是大学理念的内在变化与更迭。虽然在传统的观念中,大学被理解为似乎具有遗世独立之风骨的“象牙塔”,然而大学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每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都对大学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进入到日新月异的21世纪,大学理念不可能岿然不动,那么,现代“巨型大学”的理念是什么?在这其中传统的大学理念处于何种位置呢?


对此,克尔在《大学之用》一书的开篇中就明确地指出了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早就已经偏离了传统大学理念的目标,他说,“我在1963年哈佛大学所作的戈德金讲演中说‘美国的大学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维系着往昔,却正在摆向另一个方向。’我想知道它当时正在摆向何处,而历史已经证明我总的说来是对的,我当时正瞩目于20世纪末的远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再一次看到美国的大学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显然,克尔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预知了20世纪乃至今天的大学正在走向不同于以往的方向。换言之,姑且不论现代巨型大学是以何种理念为基础的,但有一点较为明确,即传统的大学理念正日渐式微乃至于瓦解。这种看法不仅仅是克尔所持有,而且具有一种思想普遍性和实践渗透性。在当代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很多知名的学者都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用“废墟”来喻指传统大学理念的坍塌,他在《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表达了与克尔相同的看法。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等则用“学术资本主义”一词非常直接地指明了当代大学已经成为了“学术”与“资本”相结合的新市场,是资本主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与增长点,而丧失了其原有的人文内涵。那么,我国的大学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应该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经济、信息、教育等全球化与资本市场无坚不摧的冲击力,再加上各个国家均以增强经济国力为核心价值的发展模式,对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双刃剑式的切割,以民族国家为文化特质的大学“精神围墙”已经被瓦解了。因此,可以说,西方学者所忧虑的大学问题同样也是我国大学正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学者也早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与担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界对于大学精神、大楼大师之谓等诸多问题的热议,以及当下对学术腐败等现实问题的关注,都表明了东西方学者共同关切同一时代问题的趋向。


那么,逐渐衰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呢?从学界有关大学理念发展历史阶段的共识中,我们便可以领略到“此消彼长”的一番景观。


首先是纽曼的大学理念。曾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的英国红衣主教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于1852年出版了《大学理念》。在此书中第一次系统地对于“大学理念”进行了具体阐释。他说,“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是所有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考的有效保护力量”,是“智慧之府,世界之光,信仰的使者,新生文明之母。” 纽曼倡导“博雅教育”,在他看来,大学是培育绅士的地方,“育人”是大学的主要目标。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的技术知识与实际的操作技能,而应该以培养人的智慧与修养,提升社会的格调为目标。这种以探索普遍学问为主的博雅教育,对于后世大学的影响深远。蔡元培先生当年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这一说法,显然与纽曼主教具有相同性。


其次是洪堡的大学理念。普鲁士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提出的以“科学研究”和“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为主要目标的大学理念,即“科研”与“教学”并重。这种理念对于后世的研究型大学设立具有开创意义。洪堡着重强调了“学与术”要分开,即大学中研究科学只是为了发展科学本身的需要,为发展科学而研究科学。相反,大学中的科学研究不应该是为了开发科学的功利性功能。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为满足社会的应用性需要。19世纪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洪堡提出的“研究型”的大学模式成为许多国家现代大学发展的旨归。


以上的这两种大学理念通常被认为是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代表,本文称之为传统的大学理念或者说经典的大学理念,即对于知识和科学等学问的追求是以提高个人的修养、社会的格调、追求真理与人的自我完善为终极目的。简言之,学术研究与教育的目标没有直接的、现实的功利目的。实际上,这种大学理念与古希腊哲学具有相同的诉求。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善”不仅是哲学,而且也是人类一切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求知”不过是人的“爱智慧”之本性的体现,是人自我完善、通向自身真正之存有的目标。从这一层面上看,洪堡与纽曼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大学理念是对古希腊哲学精神的一种延续与传承。


再次便是以威斯康星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实用主义大学理念主要倡导大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反对“科学本身即为目的”的知识价值观,而认为知识应成为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大学教育应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范海斯(Charles Richard Van Hise)在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期间,实践的就是这样的大学理念,他认为大学除了发展知识、把知识传播到群众当中去之外,还应该促进地方经济的进步。他明确提出“州的边界就是大学校园的边界”,即大学应该把服务于地方的经济作为自身的目标之一,要把学生培养为有知识专长的公民。换言之,通过服务社会这一目标,把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联系起来,使大学真正走出“象牙塔”。这就是后来非常盛行的威斯康星思想。这种思想深受政府的推崇,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威斯康星思想是美国20世纪最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斯坦福大学的“硅谷”就是此种理念实施的成功典型,这不仅成为美国其他大学、而且几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效仿的榜样。


如果说纽曼与洪堡的大学理念是传统与经典的大学理念,那么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功利主义大学理念则日渐成为现代大学的主要办学指导思想。这是大学理念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于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家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就明确表达,当代大学的责任是服务与引领社会。他说,“现代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修道院式的封闭机构,而是变成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超级复合社会组织。”大学不再是远离社会的世外圣地,而逐渐走向了社会的中心,并演变为社会发展的力量。克尔所描述的今日之“巨型大学”,实际上也是强调大学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他的‘巨型大学’是第一个直言不讳的宣言,是要放弃大学作为一般公众的阐释代理人的本色,如果不是‘普遍的’公众的阐释代言人的话。现代大学被重新认为是各个社会部门的服务站,其中最重要的——或者说唯一重要的社会部门,就是国家机器和公司。”


可以看出,经典的传统大学理念与现代的功利主义大学理念存在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把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与人自身的修养紧密相连,把真正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与真理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后者主要强调的则是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现实功用,大学教育与科研应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克尔所预言的、大学摆向的方向就是大学从“象牙塔”堕入“世俗社会”的方向,大学正在经历着社会化、世俗化、功利化的过程,尽管今天呼吁“人文精神”、重建“大学精神”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实际上历史不能逆转,“象牙塔”已经坍塌而只成为追忆。今天的大学虽然不可能再重新回到“象牙塔”,但也不应该彻底成为社会的“服务站”,我们所能做的是理性地审思现状,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使其更为合理。


二、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的兴起与当代变形


二战之后,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在现实中的推进几乎走向了极致。更加令人诧异的是,正是在对大学功利主义的尖锐批判与对人文教育的强烈呼唤声中,大学反而变本加厉地成为社会需要的“职业培训站”与创造资本的生力军。换言之,在工具理性与实证主义的时代大潮中,人文精神的呐喊声再响亮也只是螳臂挡车。我们认为,以威斯康星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在当代已经又发生了“变形”,即在他们那里,“服务与引领社会”是大学之功利性的主要体现,地区、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与大学紧密相连。而在当代的巨型大学中,服务的目标赤裸裸地直接体现为“市场”与“资本”。这是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在当代的转向与变异,高尚的功利主义(以服务社会为办学目的)被恶俗的功利主义(以市场利益为办学目的)所取代。这种功利主义在大学运行中的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


首先,在学生教育方面,体现为“外在化教育”,即教育以培养人的技能为目标,忽略了人文科学对于内心的滋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导致受教育者自身完整性的丧失。博雅教育、完整教育被专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等所取代。教育成为获得职业的手段,“为了招揽学生,同时受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驱使,许多本科院校丧失了使命感,对其应负的使命认识不清,眼光短浅的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以其注重技能训练而支配着学校。”


其次,就大学本身而言,出现了学校、学术、学者与资本的联合趋势。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出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新趋势,被西方学者称为“学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当我国学界还在对大学中人文精神的边缘化而忧心忡忡之际,西方学者已经发现大学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趋势、甚至是事实,即大学已经与资本联姻并瓦解了千百年来的大学传统。大学已然走向了市场,高等教育重新以一种新的可怕的市场力量被重组。对此,金耀基先生生动地描述了当代美国大学的形态,他说“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依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


当西方学者用“学术资本主义”来描述当代大学之现状时,显然,他们认为,学术与资本的结合是多方面的。首先,具有专业知识与研发新科技产品的大学教授被卷入市场,与他们合作的主要是为寻找更具竞争力新产品的各大公司。利益动机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成功的学者通常是某公司的董事,学术成为了“资本”。这些人被斯劳特等称为“学术资本家”。“他们是来自公立院校中的充当资本家的大学教师。他们是政府资助的创业家。”那么,对于拥有这些具有资本价值的人力资源的大学来说,它同样也是受益者。因为,学者运用他的“学术资本”为大学不仅带来社会影响,更重要的是,为大学引入了更多的来自于企业、教授的衍生公司、产学合作企业、公司等等的资金。同样,这些投入研发经费的各个方面,都将是受益者。这样,在大学、学者、企业、公司等之间就由“资本”穿线形成了一个各个方面都受益的共同的有机机构,被称为“学术资本主义”。“这一逻辑的最后一步就是说,当教学科研人员通过参与生产、运用他们的学术资本时,他们就正在卷入学术资本主义之中。他们所拥有的稀缺专业知识和技能被应用于生产工作,这对大学教师个人、对他们服务的公立大学、对和他们一起合作的公司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都产生效益。这便是在技术上和在实践中所涉及的学术资本主义。” 提出“学术资本主义”的作者虽然明确表明他们所考察的内容与使用的财务数据主要是来自20世纪80—90年代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然而,该种概括无疑具有普遍意义。不过,他们把学术资本主义兴起与盛行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政府支出的减少,即“教学科研人员和研究型大学愿意考虑与企业和政府进行基于商业革新的合作,是因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正在慢下来。”我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仅仅做如上的解释是不够的。


那么,缘何当代大学沦落如此呢?洪堡与纽曼的充满理想主义与完美憧憬的大学,缘何只成为了一个远逝的记忆呢?我们认为,大学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大学中看待,大学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体现,是社会问题在大学教育中的一种具体表达。首先,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原则已经渗透到现代大学的教育与管理之中。在其本真的意义上,大学背负的使命是文化传承与追求真理,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大学的理念都应该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持有一种“反思”的视角审视社会的弊端,并引导社会向其更为合理的方向生成。然而,在当代的大学中,市场经济的原则逐渐同化与淹没了大学应该具有的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大学产业化倾向愈发严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科技与知识为主的产品日益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之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地体现为市场效益的来源与支撑,教育围绕着“创收”与“市场需求”在不断地调整自身,这是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现实土壤。


现象学家胡塞尔从更为根本的哲学角度明确地指出,我们时代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以一种实证主义的观念来对待理性、人、科学等一切方面,当然也包括大学。胡塞尔认为,在其本真的含义上,“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 例如,当我们看到一朵玫瑰花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浮现的是两重含义:第一,这是一朵红色的花,第二,它代表爱情。然而,当我们以实证主义的原则——经验事实原则——看待玫瑰时,它所具有的精神层面的第二层含义(象征爱情)就被抹杀了,因为它的象征含义是不能被经验事实所证明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原则导致的结果是理性被片面化为实证理性与工具理性,而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就被拒斥了。胡塞尔认为,这是20世纪乃至于当代人之精神危机的根本症结,实证主义的观念是导致价值虚无与功利主义盛行的直接原因。“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存在的意义问题。当现代人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大学时,大学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含义与人文内涵就被抹杀了。


不仅如此,评价大学的标准因此也改变了,“量化”成为主要的准则。“一流大学”通常是人们接受的评价大学的标准和诸多高校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么,何为“一流”呢?人们所关注的大学排名是如何得出来的呢?雷丁斯以加拿大为例非常生动地描述道:“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以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者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 显然,当我们使用这样量化的标准为大学排名、并评价大学是否一流之时,人文精神与文化氛围等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那是不可科学分析与量化的。“一流”无所不包,然而它又空无一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丁斯认为这个空洞的标准最终将抽空大学的内涵,这是“一切坚固之物皆已烟消云散的今日之大学”。这种评价大学的方法,实际上是把大学当做一个企业、一个可以与市场通约的服务站。学生是顾客、教师是雇员、学校是赢利性机构。其结果是大学原本具有的精神内涵被完全掏空,它的精神围墙成为“废墟”,而今日之大学则建立在废墟之上,也许这就是雷丁斯用“废墟中的大学”来描述当代大学的一个用意吧。


无论西方学者从何种角度来表述今日之大学特征,在他们那里,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今日之大学的世俗化与功利化程度超出以往任何时代,并且已经取代与解构了传统的大学理念。虽然西方学者对于当代大学的这些分析也许存在激进与偏颇之处,然而。我们认为,对于今天我国的大学建设显然是有启示与借鉴作用的。他们对于今日大学之所忧,也许就是我们明天之所愁,再或者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正是出于对当代大学之现状的忧思,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我国大学正在飞速发展的关键点上,再次重新追问与审思大学的使命、教育的目标,只有明确了使命之所在,才能坚守正确的大学理念。


三、大学理念的本原回归与大学使命


大学理念与大学使命紧密相连,因为只有确定了大学的使命与目标,才能为大学理念定位。在今天,当我们提及大学使命时,必须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是要成为社会的“服务站”,按照社会的需要打造大学的样态呢?还是要成为一个不沾染人间烟火的“象牙塔”?显然,在这个喧嚣的消费社会中,回到“象牙塔”已绝无可能,人是现实性基础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学亦如此,建造与培养“象牙塔”的土壤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难道大学终将按照市场与资本的逻辑成为社会的工具吗?如是,那将不仅是大学的黄昏,也是人类精神的日落。法国思想家蒙田曾说,人有两种需要,一种是指向物质的凡俗要求,一种是指向精神的形而上冲动。也就是说,单纯的物质的堆积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在人的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望,这种冲动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属性。那么,作为人类知识之传承与科研最顶端的大学该如何在愿望与可能、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之间为自己定位,进而确立自身的使命呢?!这不仅是大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十字路口”。


对此,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其实已经指明了方向。在他们看来,“象牙塔”与服务社会并不矛盾与对立,两者的调和应该是当代大学的一个出路。这就如同一个登山的人,当他的目标是“登顶”时,他在攀登过程中,同时也已顺便或者无意知晓了山中的风景。雅斯贝尔斯并不反对在当代大学要进行专才教育及大学具有的服务社会的现实目的,不过他在《大学之理念》一书中指出:“(大学)实现这些目的是靠着一种特殊精神的努力,这种精神一开始的时候是超越这些实际目的的,他这样做是为了以后以更大的清晰度、更冷静的态度返回这些目的中。”也就是说,当把“统一性与整体性”、“整全的人”(雅斯贝尔斯语)当做大学的目标之时,在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过程中,现实的目的就会达到了。那么,何为“整全的人”呢?对此,我们必须要在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背景下、分析他所说的“生存”含义的基础上才能理解。雅斯贝尔斯所理解的“生存”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生活”是有根本差别的,也不同于存在主义对于“存在”、“此在”等的理解,在雅斯贝尔斯眼中,生存指的是作为人的超越性与自由性之体现的内在力量,“生存不是有机的生命体,不是抽象的理解力,不是精神,它是面对超越的自由和真实,是理解自身的个体本身,是历史性自我的终极的基地,生存是人内在酝酿的可能性力量。”具体而言,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生存”既不是指作为肉体存在的日常生活、饮食男女,也不仅仅是指精神的力量,而是指作为灵与肉同一体的人所具有的不断自我完善的内在力量,这种内在力量是“整全的人”实现的根本内驱力。因此,可以说,整全的人所蕴含的首要因素是对于整体性与完美的内在期待与追求,或者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个体内在的精神力量。再者,整全的人并不意味着对于单纯的事实与技巧的排斥,而是说,他不把事实与技巧——或者说不把功利性的目标当做唯一的追求,而是“他会在每个生活领域努力将作为这一领域必要基础的人之完整性的标准贯彻始终。”


当把培养与塑造“整全的人”作为教育目标时,这就意味着:教育不应该是外在的职业训练与专门知识的施加,而应该是内在的,唤起受教者的内在潜力。“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导向事物的本源。……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把握安身立命之根。” 这样,大学的使命实际上是以培养“整全的人”为目标。在这样的大学使命里,显然人文精神是占据重要位置的。或者说,人文修养与专门教育是不可区分地糅合在一起,因为整全的人所表露出来的气质恰好是两者的完美融合。具体而言,他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是医生、化学家、药剂师、工程师、律师等等,而且他作为一个整全的人反而更有助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而言,就是小学与大学之区别。小学者,音韵、训诂、考据;大学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大师不会小学功夫,但却鲜有治小学者,堪为大师大德。


显然,上面所探讨的依然是大学与社会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大学应该服务社会这一使命,问题在于大学应该如何服务社会。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更应该体现在“引领社会”这一使命上。这种引领既包含着批判、反思,指出时代的弊端与社会的病症,同时也意味着超越现存与守望精神家园。也就是说,大学对社会的使命是多方面的,如果大学服务于社会仅仅停留于物质财富的累积上,那么无论对于大学还是对于社会本身都是一种缺失与损害。实际上,很多学者与大学管理者都已经感到了功利主义大学理念的局限、弊端和危害。20世纪的美国教育学家弗莱克纳斯及继他之后的赫钦斯都非常激烈地抨击了功利主义的大学理念。他们都明确地表明,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距离,而不应该随波逐流地成为社会的公共服务机构。大学应该有自己的价值系统,指出社会的错误与弊端,保持有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性。在创造文化、发展知识的同时,也应该培育“整全的人”,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中的基本内核。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实现最高的智慧与最高的善。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的引导与服务。面对盛行的功利主义办学理念,赫钦斯愤然问道:“大学应服务社会,抑批评社会?大学应仰赖于人,抑能独立自主?大学是一面镜子还是灯塔?应解决国家当前实际需要,抑其主要职责在传递及推广高等文化?”


那么,“整全的人”如何获得,“灯塔”与“技能”怎样才能获得统一呢,这就是现代大学的使命与努力之所在。对此,学者与管理层提出了很多的途径,“通识教育”、“人文教育”的提出等等,都表明了这种努力。显然,人们已经意识到技能教育必须以人文教育为基础与导引,不能成人,何以成材!在这里,似乎“人文教育”与“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了治疗大学弊端的救世良方。然而,正如胡塞尔所言,错误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人们对待科学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观念与大学的评价体系,不从根本上改变功利主义的大学理念,那么将依然以一种实证主义的、工具化的方式去对待人文学科。其结果是人文学科本身也演变为一种技能训练:哲学不再表达为“爱智”,而只是一堆枯燥的概念与教条;文学只是对于文字与修辞的钻研;历史不过是年代与事件的组合……这样,我们虽然获得了人文知识、通过了考试、获得了职位,然而却不过是舍本求末,丢弃了“人文”所具有的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因此,建立一种新的观念是从根本上改变技能教育的有效途径。对此,“科学人文主义”的提出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可能的途径,“科学人文主义”是“第一个深深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将减少把科学知识抛弃给科学自己的专业所带来的危险,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它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 实际上,在今天的高等教育中,无论是教师还是管理者都已经认识到了在现时代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功利性特征,并已经切实感觉到其带来的危机与种种恶果。对此,该如何在以后的教育中纠偏,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政治领导人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着重解决的问题。幸而我们已经听到了“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要坚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睿智的政治宣言和政治决定。


在消费社会的洪流中,几乎一切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物欲”的烙印。在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谈论理念与使命似乎是苍白无力的坐而论道。然而,当我们走进那些真正令人向往的大学时,使我们心生敬意与仰视的力量绝不是它的含金量,而是这样的名字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传统。当人们心中依然怀有这份感动时,我们认为,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力量,也是我们理论探讨的存在意义,更是大学健康发展的希望所在。

上一条:张汝伦:大学何为
下一条:邬大光: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