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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大光: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2016-07-05  点击:[]

作者 | 邬大光

来源 |《读书》2013年第2期


人有人格,校有校貌,而大学管理者能将两者融为一体的,可谓凤毛麟角。蔡元培校长做到了,梅贻琦校长也做到了。今天,作为大学人,都应该有梅校长那样的担当,那样的大学情怀,从梅校长身上汲取智慧和人格力量。

 


二零一二年三月,在台湾清华大学访问期间,陈信文教务长陪同我参观清华校园,不知不觉中聊起了梅贻琦校长。陈教务长说,二零一一年大陆的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但令台湾清华人有些不解的是,在大陆清华百年校庆期间,安排的所有纪念活动,没有任何活动与梅校长有关。在他看来,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梅校长不仅仅是台湾清华的财富,也是两岸清华大学的财富。从台湾归来后,我关注了一下有关大陆清华百年校庆的报道,大致如陈教务长所言。在我与清华的朋友谈及此事时,他们说,梅校长在大陆清华的地位很高,学校有他的纪念馆和雕像,并有专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至于在百年校庆大会上没有提及梅校长的名字,并不是忽略了他的存在,而是其他的校长也没有提。


作为一个非清华人,我无法真正感知梅校长在两岸清华大学中的地位。但作为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人,从走进这个领域开始,梅校长的许多办学思想就印在了脑海里。在我看来,以梅校长的性格,他对身后哀荣之事未必会放在心上。今天我们以何种方式纪念他,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关键是如何实现他的大学理想。


一、大学与校长


梅校长的大学之路,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庚子赔款”的第一期留美预备学生和入选成绩排名第一的考生,他与清华结下了一生之缘。此后五十余年,执掌两个清华大学共计二十三年,他不仅是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也是两岸担任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这不仅在两岸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


从一九一零至一九三一年,清华大学二十年间更换了十三位校长,其中更有十一个月没有校长。清华是从梅校长接任之后,才开始稳定下来。潘光旦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校长:清华培养出来的人才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再试问,一般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惑,而能雍容揖让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些问题是毋庸答复的(潘光旦:《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载《清华校友通讯》六卷九期)。


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史,不难发现,在一所大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在中国,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萨本栋之于厦大;在西方,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赫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范海斯之于威斯康星大学等等,无一例外。一个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大学校长。清华园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留下了梅校长尽心经营的影子。更为可贵的是,他为这所学校打下的大学精神底色,让它在面对风雨飘摇、惊涛骇浪之时,坚忍前行。


对我国高等教育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晓梅校长给两岸清华大学留下的精神财富。他倡导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名师荟萃、鸿儒辉映”等理念,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发展理念,使其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同北大、南开一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共创了西南联大的办学成就”。他的“大师论”、“通才教育论”、“全人教育论”、“体育论”等,构成了延绵不断的清华财富。“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梅贻琦:《大学一解》,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四一年四月〕)。梅校长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梅校长在阐述“大学之道”时,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他明确提出大学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断”。而整个之人格,则“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他尤为强调学子的全面修养,认为“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而修养抵达的境界外在表现便是一个人的文雅与斯文之气。其实,在他的“厚德载物”、“止于至善”、“刚毅坚卓”的理念中,也都蕴含着斯文的内在精神,彰显着一种中国式的文明想象。直到今天,梅校长的大学教育思想,依然是每一个谈清华、论大学的人都绕不开的。


大学校长的角色和定位如何?在当今社会和大学校长的眼里,有无数的注解。然而,在几十年前,有一则关于“功臣”与“功狗”的戏言来形容大学校长,恐怕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傅斯年在一次演讲中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接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听了傅斯年的演讲,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在《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中自嘲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当今的大学校长恐怕不会再把自己比喻为“功狗”之类,而是冠以“××家”的称谓。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既需要“××家”,也需要被蒋梦麟校长称为“功狗”的人——是具有深邃的大学理念、高超的领导管理技巧、踏实的做事风格、兢兢业业奉献终身的人。


在秉持大学的理念和精神之余,梅校长更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实践者。面对风云跌宕的时局,国家的领土受到外族入侵,学校的自治受到政治干预,办学经费时常不足。但就在这样复杂艰困的条件下,他在严谨地经营清华基金、理性地处理学潮、真心地保护教授和学生等方面,都展现出求真务实的原则和灵活的治校策略。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国民政府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事后,学生们认为是校方提供的名单。一天,学生在校园见到拄着拐杖、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学生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学生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这时恰逢梅贻琦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镇住,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学生颇为感慨地回忆道:“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其实现在的大学校长,缺少的并不是梅校长的视野和理论,遇到的困难远非可与梅校长的时代相比。但在大学理念以及治校方略上,大多是停留在认识和口头上,付诸实践的却不多。这就是今天的大学校长与梅校长的差距。梅校长之所以能担当得起“大学之重任”,是因为他“放得下”的东西比我们多。梅校长身上的那种精神,那一股儿“气”,那一种修身养德的功夫,既是一个校长所能躬行实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致,也是一种能够担当的情怀。


在新竹清华大学的梅贻琦纪念馆,梅校长被称为“永远的校长”。关于清华大学和大学校长,台湾学者李敖有两次演讲被人津津乐道。一次是一九九八年在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演讲中,提出了“清华人做错了什么?”批评新竹清华大学过分强调理工科,不重视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背离了梅校长确立的“大学应在通而不在专”的理念。一次是二零零五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谈到台湾有一个“假清华”,但有一位“真校长”。李敖提出的问题十分深刻且有趣。即使在今天,这两个命题依然值得追问!“大学人做错了什么?”这是在提醒我们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而“假清华和真校长”之诘问,是在告诫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校长。因为在当今,不知哪一位校长——他的人品风范、大学理念及其对学校的贡献,能够被大学人尊称为“真校长”和“永远”的校长!


梅校长离开了大陆清华,正是由于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梅校长同时又造就了一个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一人一手托起了两个清华。这恐怕也是梅校长没有想到的,也可能是他不想看到的。或许,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此。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大学,一个完整的校长,被人为地割裂成两个清华和两个校长。于时于地于我,总不免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风尘错落之感。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清华的福气,由后人去评说吧。


二、大学与斯文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校长过世时,由蒋梦麟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撰写的祭文不无哀鸣:“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为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生者,其庶几乎!”(《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321页)将梅校长的逝世形容为“天之斯文丧失”,一定超出了当代许多人对大学的理解。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已经很少有人把斯文与大学联系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制度或大学治理结构。无独有偶,不久前我在深圳,见到了一个久未谋面的厦大校友,他郑重地对我说,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让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不能让大学的颜面扫地。


校友的提示,让我深感内疚。作为一个研究高等教育的“职业”选手,竟然也忽略了斯文在大学中的位置与价值。在我国的大学历史积淀中,斯文曾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古代书院的精髓之一。例如,在岳麓书院的崇道祠有一块匾额,上面书写着“斯文正脉”四个大字。再如,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亦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以始基之欤!”古代书院繁茂在于以“斯文”为使命,“斯文之未坠”既是古代学人对书院的期待,也是书院的内在价值与精神。


我国古代书院作为今天大学的“前身”,一直把培养人的斯文作为目标。以君子之道培养斯文之人,以君子之道去改造整个社会,维护社会的和谐;用君子之斯文去形成社会风骨,促进整个社会从愚昧残暴走向文明礼制。孔子曾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他老人家最焦虑的是“礼崩乐坏”,斯文不在,国将不国。中国近代大学滥觞时,坚持了这样的想象。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斯文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气质。而梅校长不仅在理念上弘扬着大学的斯文,在行动上也践行着一个学者的斯文。例如,梅校长性情温和,不轻易主导意见,是斯文,是君子之风;他到达南京后,南京政府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也是斯文,是君子之气。反观今日大学校长,多少人一时风光无限,但谤亦随之。唯梅贻琦校长生前未“暴得大名”,身后仍为人“翕然称之”、“胥无异词”。


斯文赋予大学的内涵是深刻与全面的,既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外在形式,也是大学的一种品位和气质,还可以说是大学的一种组织文化和道德寄托。例如,大学的各种开学、毕业、授予学位的典礼,甚至包括穿着打扮,都有着斯文的要求。牛津大学就有关于学生正式着装的严格规定:男生的正装打扮必须是深色西装、深色短袜、黑色鞋子、白色领结、黑色礼服外套(衬衫袖子必须掖在外套下);女生的正装打扮是黑色裙子或裤子、白色衬衫、黑色丝带领结、黑色长袜与黑色鞋子。除了学校的典礼,参加考试也是要求穿正装。这被称为牛津郡一道“斯文靓丽”的风景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斯文,一所大学有一所大学的斯文。斯文本是属于一群人的,不仅仅是属于一个时代,如果斯文让一个时代带走了,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这群人的悲哀。


当有人提出“给大学留点儿宁静、留点儿斯文”这样一个朴素的要求时,恐怕真的是需要我们反思了。如果用斯文来要求大学,可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但又很难。因为,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我们的追求目标,而在很多人的眼里,斯文与现代大学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制度是冰冷的,精神是温情的。在提倡制度的背景下,给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应该是大学制度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大学的薪火相传,在于延续的斯文,而非在庸俗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梅校长体现着斯文。他把自己比喻为京戏中的“王帽”角色,唯运气好,非自己能干。但他在治校上确有其过人之处。据说,梅贻琦执掌大陆清华时,清华的教育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哪怕是获得了59.99分的成绩,也必须重修,且没有补考。严谨之道如是,斯文之气何求!


凡是与梅贻琦校长交往过的人,都对其寡言慎行、刚毅稳重、木讷仁爱的性格有深刻印象。梅校长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所以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赞誉:“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是梅贻琦校长的座右铭之一,也为今日的大学管理者做出了垂范。


三、归人与过客


梅贻琦校长的墓地在新竹的清华园内。把校长安葬在校园内,在中外大学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出现此种情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校长生前有此愿望,例如,厦门大学已故校长萨本栋生前就表示了此种愿望,后来厦大鉴于萨校长对学校的贡献,就把萨校长夫妇合葬于校园内的成义楼旁。二是校长身后人们对其地位的认可。


一九六二年,梅贻琦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建议把梅校长安葬在校园内。当时有人私下议论说,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于校园之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为校长墓地了么?但这样的议论并未动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说:“我们仍然将校区内的一个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划作了校长的墓园,就是今天的梅园。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做墓园,但是梅校长却可以,因为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与梅校长和萨校长相比,另一位大学校长,一位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就没有那么幸运。司徒雷登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近三十载,在闻一多看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虽有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却只能侧卧杭州,孤寂地注目北方的燕园。


“勋昭作育”四个大字刻在梅校长墓地的石碑上,这使我想起了台湾诗人郑愁予的两句诗:“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梅贻琦作为一个大学校长,留给人们身后的思念就是一种归人。归人者,既是一种乡愁的秉怀,也是一种永远的怀念;过客者,不过是无根的往来。梅校长是一个秉怀大学理想的归人,清华大学是他的归宿,他的故国,他的精神故乡。“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深情地渲染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


在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知道梅校长,尤其是他的“大师论”,几乎成了所有大学校长的口头禅。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梅贻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掷地有声地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我们常常忽视了这句话的仿照对象,其出处是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乔木”与“世臣”之别,对理解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间的关系十分重要,“世臣”意味着对“故国”的不同的价值认知。梅贻琦将清华认作“故国”,而自己便是“故国”的世臣了。


人们之所以怀念梅校长,除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之外,还在于他用自己的行为,感染了无数人。他不为名,不为利,而将自己的血肉浇铸进百年清华的气脉之中。人有人格,校有校貌,而大学管理者能将两者融为一体的,可谓凤毛麟角。蔡元培校长做到了,梅贻琦校长也做到了。目前的很多校长总缺少一种对大学的亲近之情,归宿之感,更像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大学成了一副跳板、一个平台,而抱负、理想、百年基业离大学渐行渐远。


梅校长离开我们整整半个世纪了,他的时代也如黄鹤般杳然飘远,可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志业还在绵延。今天,作为大学人,都应该有梅校长那样的担当,那样的大学情怀,从梅校长身上汲取智慧和人格力量。与梅贻琦校长的重逢、相知,应该是大学管理者都应有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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