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的思路
随着中国大学弊病的日渐严重，学界对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的批评也日渐全面与深入，而要拯救中国大学之病，就必须寻找大学积弊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中国的大学乃是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是“欧洲大学的凯旋”。晚清时局多艰，急需新型人才，朝野上下一致主张取消沿用千年的书院制度，开办新式学堂，引进西学课程，催逼教育全面西化，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大学应运而生。
时至今日，谈论中国大学的得失、困境与理想，仍然摆脱不了“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我们一味强调教育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强调与国际接轨，却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这应当成为我们对现代高等教育进行彻底反思的起点。
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教育全面西化的思潮与实践，有识之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洞察关于这一教育偏失给中国教育造成的困境，试图探求新的路径，将西方大学制度与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结合在一起，这是前辈学人为中国教育开出的良方。
例如，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提出了借书院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胡适虽然大力提倡新式教育，但对书院传统又无比眷恋，试图以书院补救大学的缺憾。
留美归来的陈衡哲夫妇对此也有较详尽的阐述：“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1925年《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建议》）这种“中西合璧”观是对近代大学过于西化的反拨，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大学理想与教育实践。
二、近代学人借鉴书院传统的努力
出身于诂经精舍的章太炎对政府推行新学堂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书院的废除侵占了民间私学的传播空间，剥夺了在野之士“著书腾说，互标新义”的权利，学校教育之“专重耳学，遗弃眼学”，不讲虚心切己、体察穷究，如此等等，均不利于人格养成与人才培养。有鉴于此，太炎先生才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保持古代大儒设帐讲学的教育路径不变。这种与现代教育对立的决绝姿态，在马一浮那里也有体现，马氏同样拒绝北大等名校的聘请，创办复性书院，也是试图维系书院传统于不坠的努力。
梁启超曾经在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学习并亲自创办湖南时务学堂，这对梁氏的教育思想影响很深，后来梁氏出任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主张“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打成一片”，对于当时松散淡漠的师生关系又表示深深失望，都是基于早年学堂经验而发。
蔡元培对传统书院教育情有独钟，他在1922年《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说：“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又说：“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寄希望于“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1925年《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其教育趋向》），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他在1921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具体地提出了他的大学理想，那就是希望能把孔子、墨子的陶养德性与西方的教育精神结合起来，建立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本土化的教育，西方的教育，他谈了三种模式：一是英国牛津、剑桥养成有教养的绅士的教育模式，注重人格熏陶；二是德国柏林大学以专业研究见长的模式，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三是美国的大学模式，强调服务于社会。
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也是中西教育精神相结合的产物。《研究院章程》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故决定“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其研究方法则“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校长曹云祥认为：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的国魂。这些都可以看出清华研究院创办的初衷（见其研究院开学演讲）。清华研究院与北大研究所的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样在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把中国的“大学之道”灌输进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北大、清华等不少大学内部设立研究院以发扬书院传统之外，唐文治和钱穆创办的国学专修学校也是对书院精神的实践。
唐文治于1920年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励精图治十年，其中不乏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如早期学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后期学生马茂元、周振甫、冯其庸等。无锡国专的教学很有特色，比如，选读原著，不做通论；重在自学，课程不多；练习诵读，重视文言文的写作；师生关系极为密切等。1931年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派唐克尔•培根来华考察教育，他在参观过无锡国专后评论道：“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无锡国专在将传统书院精神与现代教育体制结合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
与无锡国专相媲美的是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早期新亚书院的《招生简章》说：“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钱穆特别强调学问人生合一，1953年颁布的《新亚学规》中说：“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近代学人对成为主流的现代大学的质疑与反叛一直未曾间断，他们看到了欧美大学横向移植带来的种种弊病，希望补偏救弊，借书院改造大学，在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把中西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建立适合本土生长的大学。
三、书院传统作为一种重建大学精神的思想资源
中国固有的书院教育传统的内涵极为丰厚，可以作为消除现代大学教育弊病的思想资源，供现代人汲取利用。书院教育对于现代教育的启迪作用，从大的原则方面而言，约有如下数端：
1.保持学术的民间性、独立性与自由性，保留思想“市场”，使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
书院具有自由生长的民间特性，这种办学方式有利于保留思想的自然生长生态，有利于各种文化思想的竞争与新思想的诞生。章太炎之所以反对朝廷之废书院改学堂，理由之一便是官办西化教育的发达侵占了私学的生存空间，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在野之士“著书腾说，互标新义”的权利。五十年代以后教育权收归政府，民间办学基本取消，熊十力曾上书，希望恢复三个私立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无非是想“存旧学一线之延”。
大学应当有一个独立于政治操作之外、高于具体政治活动的精神基点，使自身不受世俗社会的干扰与制约，尤其是不能堕落为庸俗官场的玩偶。西方大学的独立精神来自于其教会背景，而中国大学的独立精神则渊源于中国的士大夫情怀与书院传统。大学如同全社会的精神灯塔，理应与世俗保持适度的距离，维护它的相对独立，有利于保持其生机活力，这是它超越于世俗社会的极为可贵的品格。
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等文中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冯友兰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中认为，对于大学，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他们对学术独立精神的追求，既切合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又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应有之义。
《中庸》里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书院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它的不拘一格。关于学术研究的包容性与自由性，以蔡元培的阐发最为精彩，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就明确地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蔡先生认为，假如大学里不能容忍学术思想的多元并存，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不利于思想学术的开新。大学之大，首先体现于度量大，能容纳古今中外四个维度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学术流派，能承传人类全部的文化。而兼容并包，网罗众家，这些均导源于书院的民间性与自由传统。
2.尊重大师的价值与魅力，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蔡元培将大学定义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既然如此，大学里就不能缺少大师，大师才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梅贻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激励）。”（1931年《就职演说》）马相伯也说：“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1912年代理北大校长演说）以大师来诠释大学，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正式创立，委员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柯劭忞，还有若干德国、法国、苏联的学者，作为导师，这个研究所，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术人才。而清华研究院则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他们名气大、人缘好，像磁场一样吸引了大批年轻学人。这种尊重名家、崇拜大师的办学思路，使北大、清华一跃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
创建一流大学，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养成大师的必备条件：“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九年不出一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
大师之所以至关重要，不只因其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更因其人格和修养可以成为学生追摹的目标。梅贻琦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一解》）学生跟随老师，好比小鱼跟随大鱼，耳濡目染，浸润熏陶，融合无间，对于知识传授和人格造就极为有利，这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就是书院里的师弟关系。
因此，清华研究院招聘导师时，要求“教授专任，而且必须常川住院”，住院，指的是教授住在学校，以便与学生多多交流。研究院制定的担任教授的标准之一是“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以便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以及正确的治学方法”（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研究院师生每月举行茶话会，师生在一起，吃点心，喝咖啡，聊学问。导师带着学生游北海，在静心斋坐下来，面对湖光山色，师生畅谈人生学问，真正落实书院中那种师生共处，每天在一起讨论学问的育人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师令人敬畏和景仰，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精彩专业著作，还包括大师们的言行举止，美丽的传说，有趣的故事，这些大师形象代代相传，构成了有血有肉的大学文化实体，成为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的对象。可想而知，没有大师，没有故事的大学该是多么空洞、乏味。
而现代大学里的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形同路人。新式学校兴起之后的整个大学教育，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说：“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向被人推崇，但是这种只重知识、不尊师长的潮流，渐渐地显露出它的弊端，相比较而言，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更能将“教书”“育人”融为一体。
3.注重“全人格”教育，培养硕学通才。
钱穆在新亚书院1953年颁布的《新亚学规》中说：“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业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试图以书院的通识教育理念，来矫正大学过于重视专门教育的偏颇。
这一理念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论述最为精到，他在《大学一解》中说：“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
他在《做学问的方法》中说：“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他认为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真正工业上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总之，学习类似工程技术之类的自然科学，应该旁及与之相关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业化的前途和人才问题》）。
因此，他在课程设置方面主张根据通与专的原则，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到第二年才分院系，通则一年，而专则三年，目的在于使学生“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大学一解》）。
4.引领时代精神，担当社会责任。
明代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撰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足以概括古代书院的传统，作为学人汇集、人文荟萃的高等学府，不仅要研究高深学问，而且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是之谓士大夫的“经世”情怀。
现代大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堡垒，肩负着引领社会风气、匡济天下的责任，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应缺失的。一个学界中人，做到“妙手著文章”比较容易，而敢于“铁肩担道义”则绝非易事，但这的确是学人乃至一所大学的价值所在。
大学应该深刻地介入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要知道，大学是出大战略、大思想的地方，大学思考的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命题，它应该能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的大命题，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是university和college不同的地方。
大学的社会责任，是梅贻琦反复强调的一个大学教育命题。在1935年的《进大学的目的》中说：“大学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造就人材的地方，那么诸君来此的目的当然是为研究学问，将来能为国家社会做些事业。”他在1932年的《教授的责任》中说：“大学不要因自己环境之舒适，而忘怀园外的情形。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我们应该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这样才可以把学问做活了。”在1932年《大学的意义》中说：“吾们在今日讲学，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在太空泛了，在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紧迫的情形之下，特别是热血的青年们，怎能不关心？怎能不着急？诸君到学校来正是为从学问里研求拯救国家的方法。”“诸君每人能得到一种学识或技能，在社会上成一有用人才，可以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诸君才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在1931年的就职演讲中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 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先生的这种“读书不忘救国”的理念显然与书院的“道义担当”精神一脉相承。
大学办得好不好，它的名望的高与低，除了看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之外，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与思想境界，看看这所大学是否有意识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影响思想走向，转移风气，这种贡献，虽然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假如大学里只有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而抛弃理想主义，这样的大学也就没有境界可言了。
四、结语
中国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铸下了一个漏洞，具有先天的缺陷，要弥补这个漏洞，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教育革命，将大学从急功近利的专门技术培训中解放出来，提升它的精神品格。大学毕竟不是技术学院，只有在学术多元、师道尊严、学问博通、社会责任等几个方面得以强化的前提下，方能成就大学之大。假如中国书院传统能够为大学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思想与方法，那么完成大学精神的重建也就指日可待了。
（作者王术臻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