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探有话：
近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中，“211”“985”工程也赫然在列。原本静悄悄的公布，经过网络发酵而舆论哗然，教育部旋即公开回应：“双一流”建设方案将取而代之。什么是“双一流”？简而言之，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国家将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将“985工程”、“211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然而，这样看似宏远的蓝图规划，真的能将中国的大学如愿送上“双一流”轨道。人为力量将学科差别化发展，能够给中国大学带来健康的生态环境吗？
或许，我们应该想一想施晓光教授所提出的‘’九字“方针：
“一流大学应具一流的德性”。一流的制度德性如何养成？形成本、道、器的共识，强化法、文、化之构架，形成衡、量、度之机制。
没有一流德性，何来一流大学？
——建设“双一流”大学的九字诀
施晓光 |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名《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德性》，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观点先看
“一流”和“卓越”至少应该体现在：引领公民社会发展，领航先进文化建设之责任肩负与使命担当；品格高尚和精神独立，且具有超强的自我发展力和自我约束力；批判、质疑的习性与兼容并包的组织文化氛围。
任何一流的大学要想彰显出其制度德性的“一流”与“卓越”，都必须做好四种基本前设：首先，作为一个有灵魂的大学。其次，作为具有独特文化身份和品味的大学。第三，作为能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的大学。第四，作为具有现代治理能力的大学。
毋庸置疑，“一流大学应具一流的德性”。但一流的制度德性如何养成？第一，形成“本”、“道”、“器”的共识。第二，强化“法”、“文”、“化”之构架。第三，形成“衡”“量”、“度”之机制。
引言
当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WCU）业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目标指向。中国毫不例外。在相继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和“协同创新工程”之后，2015年底，我国启动“双一流建设计划”。清华、北大等名校纷纷提出实现建设时间表，勾勒我国未来30年一流大学发展的路线图。
伴随一流大学建设步伐的加快，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萨尔密的《建设世界级大学的挑战》、阿特巴赫等的《通向学术卓越之路：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罗伯特罗兹等的《崛起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全球性雄心勃勃的新时代》、王英杰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和形成条件，对各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尽管学术界对世界级大学的特征的描述各不相同，尽管QS、上海交通大学、美国新闻和周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等大学排行榜罗列的指标体系不尽一致，但其共性特点似乎都聚焦在对“增加经费投入”、“一流学科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形成良好学术评价体系”等硬性指标的关注，而忽视了对“大学精神”、“学术声誉”、“组织文化”和“院校品格”等软性指标的重视。然而，大量研究证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依赖“硬件”（hardware）指标的完成，而且更加得益于“软件”指标的实现。后者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指标和要素。本文选取目前学术界一个比较流行的术语——“制度德性”作为分析概念，探讨世界一流大学伦理特征和道德合法性。
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德性及特征
当“德性”这个词语被提及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如中文中经常用“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描绘人的某种品质。在西方语境中，德性也被用来描绘个体的“品格”和“道德”属性，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就是一种使人成为高尚的，并使其出色地运用其功能的品质”。
然而，自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首次提出 “制度德性”概念之后，“德性”一词很快就突破伦理学的概念垄断，成为政治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新宠”。当“德性”的概念扩展到考察组织，尤其是大学组织发展问题时，“德性”的一词不再是解释“个体自身品行道德性”的藩篱，而被用于描述组织和制度的“内在属性”和“制度合法性”。美国组织社会学家斯格特（R. Scott）认为，人们基本上可以从“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基本维度或支柱上对大学组织和制度德性进行推断。
在他看来，与个体道德性相比较，大学组织和制度德性对于维系其正式秩序，规范人们行为，形成组织成员共同价值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借鉴斯格特的分析框架，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具有一流的德性并非可以保证大学知性的“一流性”，但是一流的大学在知性和德性两个方面都必需成为一流或者卓越。这种“一流”和“卓越”至少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领公民社会发展，领航先进文化建设之责任肩负与使命担当。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曾经叩问：“大学究竟是一面反射社会的镜子，还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大学究竟需要依附社会，还是批判社会？”答案不言而喻，必然后者。这种责任肩负和使命担当不仅要求大学对本国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贡献，而且还期冀大学放眼世界，推动整个人类、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进步。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指出：“哈佛是一所美国的大学，但是哈佛有全球的沟通网络和全球责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指出：“耶鲁的目标是成为一所真正的全球大学——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培养领导人才，探索知识前沿”。可见，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也是人类文明和多元文化的领跑者。作为“社会轴心机构”，大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主动引领人们践行“正义”、“自由”、“民主”、“幸福”等普世价值和道德精神，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和进步。
第二，品格高尚和精神独立，且具有超强的自我发展力和自我约束力。毋容置疑，任何大学发展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否则就难以印证弗莱克斯纳所说是“大学是一种时代表达”的论断。在现实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自然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必然会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及时反应。然而，这些都足以成为大学受制于政府的理由和借口。新的“学府关系”绝非“依附与被依附“附属与被附属”，“领导和被领导”之关系。按照“三螺旋”理论的解释，大学，政府和企业均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行动者和驱动力，在创新国家框架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因此，一流的大学必须清楚如何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万不可甘于沦为宗教的“婢女”和政治的“奴仆”。
总之，大学运行有其自身内在逻辑，被赋予不可剥夺的“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权利和权力。一方面，大学必须与政府保持相应的距离，进而保障其自身的独立品格和自主精神；从另一方面看，赋权大学权力和权利并非毫无前设条件。至少，一流大学应该让社会和政府相信：具备自我发展定位、再定位，自我调节与约束的能力。假如大学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纳税人）的信任，说明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声望业已受损，故此难以达到“德性一流”和“知性卓越”。
第三，批判、质疑的习性与兼容并包的组织文化氛围。有人说，大学对现行的一切永远都不满，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疑。英国学者巴纳特指出：“如果一个机构不具备批判理性、真知和对话这样的观念，人们则很难设想它可以戴上‘大学’这顶桂冠”。显而易见，批判性成为区别大学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不同的标尺和参照；组织文化的“批判性”和“包容性”成为了一流大学制度德性的重要表征。
究其原因，大学是由才华横溢的“学术才俊”和人格独立的“知识精英”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从事着“发现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以及“引领文化”等一系列与高深知识和科学创新紧密相关的创造性和探究性活动。这种活动对“学术人”（或“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是敢于挑战传统和质疑权威，养成天然批判精神和质疑意识。
换言之，批判和质疑成为知识分子一种良好的品质，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工作方式与思维习惯。为了保护知识分子的批判、质疑精神，大学组织的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就必须倡导“包容性”，如北大文化传统之包容性，即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理论的存在；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学者之间能够消除学科文化的“鸿沟”，彼此尊重、平等对话同时，又不失个人之独立见解和主张。只有这样，人文社会学者之间才能实现多元思想的碰撞、多样学说的交流、对立观点的交锋，才能在争论和对话中产生智慧理性与真知灼见；只有这样，自然科学家们才能在未知的世界自由地探索，不断得出有价值的睿智发现和技术创新，最终实现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变革。
大学制度德性彰显的四种前设
制度德性是大学组织和制度品格的集中反映和体现。任何一流的大学要想彰显出其制度德性的“一流”与“卓越”，都必须做好四种基本前设：
首先，作为一个有灵魂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曾经指出：“最好的大学一定是一所有灵魂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最清楚自己“从那里来，准备到哪里去”，“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在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深谙大学办学的思想、理念、使命和院校精神，并能通过使命的阐释，理念的表达，实现院校品质的提升和精神的升华。
有灵魂的大学知道如何选择与取舍，知道“该坚持什么”和“该放弃什么”，知道如何在“守成”和“创新”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它深知：虽具组织天然“守成性”，但大学又是新思想、新发现的诞生地和试验场。失去灵魂的卓越，即使是哈佛，也同样自责“忘记了教育的宗旨”。没有灵魂的卓越，必然方向迷失、目标模糊、士气颓废，一流难以维系。
其次，作为具有独特文化身份和品味的大学。文化是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流组织，文化一流；一流的文化必然独具特色。据此，一流大学必然文化卓越、特色鲜明。这种文化足可以将大学与军队、政府和企业加以区分。如果说，政府和军队组织是“牧犬文化”，推崇忠诚和服从；如果说，企业和市场是“牧羊文化”，崇拜示范和表率，那么大学则更像“牧猫文化”，崇尚尊重和理解。大学自身特殊“文化身份”和“文化品味”的确立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一流的重要参数。
一流大学对文化身份认同，对文化品位体察的主要诉求是：坚持追求学术卓越；鄙视平庸无能和不思进取；虽不能做到完全的超凡脱俗，但也绝不纵容恶习腐朽；立足鸿鹄之志，既能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板凳甘坐十年冷，耐得寒窗与寂寞，不为眼前的浮华虚名所迷惑，部位暂短的成败得失所左右。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大学难称文化“一流”与 “卓越 ”，文化自觉必然丧失，行为约束必然松懈，道德情操必然堕落。
第三，作为能自我批判和自我救赎的大学。当今世界，诸国进入“风险社会”。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大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面临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一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大学有时难免脱俗，无法做到真正的“出淤泥而不染”。种种事实表明：大学的“合法性危机”似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与压力，大学的“精神家园”似乎正在遭受空前的腐蚀和侵害。果如此，实乃民族国家之大不幸。因为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国家文化的衰败必然始于大学精神之衰败，国家实力之落后必然缘于大学实力之落后。此可谓：民族之兴在教育，国家之强在大学。
一流的国家必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学必有一流的德性。其中超强的自我批判、超凡的自我反省能力是实现制度德性“一流”与“卓越”的根本保障。试问：有谁可以救赎处于危机中的大学？绝非他者，只能依靠大学自我，处于危机的大学才能摆脱困境，净化灵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如前所述，大学被视为社会良心，批判中心。其批判功能天然本性，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大学的批判不仅只是用于“他者”，而且还是用于“自我”。
在我国，大学的自我批判虽不像西方学术界那样猛烈，但对“大学精神迷失”、“大学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大学文化自觉性缺失”等现象的质疑和检讨之声不绝于耳，始终没有停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当今世界，还是当下中国，自我批判精神、自我检讨意识是大学组织文化的应有之意。社会批判缘于大学良心和责任，而自我批判缘于大学的自我救赎。但是批判“自我”批判似乎比批判“社会”更加困难，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和决心。因为批判“他者”，如社会，是按大学的标准审视外部世界的发展，而批判“自我”，如大学，则是按照外界标准反思和检讨内部组织的治理。
第四，作为具有现代治理能力的大学。伴随社会分工和知识的累积，大学外部规模的扩充和内部系统组织分化使大学告别了过去那种隐居社会角落的“村镇模样”，转瞬演变成为“都市复合体”形象。对于规模庞大、内部组织结构复杂的“巨型大学”来说，虽然学术权威的“魅力”和鸿儒巨匠的感召对其管理和运行仍其作用，但业已难以保证现代大学制度德性彰显和发力。如果没有现代大学制度知性和德性的共同作用，现代大学在治理策略的选择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和不合时宜。时至今日，大学业已实现了从封闭象牙塔藩篱的超越，肩负起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变革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培育大学制度德性的“九字”原则
毋庸置疑，“一流大学应具一流的德性”。但一流的制度德性如何养成？问题尚无定论。据此，本文提出“九字”原则谨为参考：
第一，形成“本”、“道”、“器”的共识。“本”是指大学教育之本质属性。“正本清源”即是对大学活动的“学术性”、“生产性”和“专业性”等特征属性的正确理解和基本认同； “道”是指泛指教育活动之内在规律性。“天道之规不可违”即是对大学逻辑和运行法则的尊重和遵守。“器”是指大学遵循规律、合理运行，实现战略目的、效率和公平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途径。形成“本”、“道”、“器”之共识的意义在于让大学成为真正的大学。试想如果学术共同体成员中对有关“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干什么的？”“如何办大学？”等基本问题达不成共识，“建设一流大学”、“保持学术卓越”的目标基本成为了空乏流表的标语和华而不实的口号。
第二，强化“法”、“文”、“化”之构架。“法”是指法律、法规、宪章和规则的有型之制度和规制。“法”的作用是形成“有法可循”、“依法治教”的局面；“文”是指大学组织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它们不仅表现在学校的校训、校歌、校徽；校园文化符号之上，还体现在包括建筑、雕塑等历史、人文景观，以及各种花草树木等自然景观之中；“化”是指一切经过“人文化成”的东西，如无形的大学灵魂、精神和观念文化。
第三，形成“衡”“量”、“度”之机制。 “衡”是指对事物的评定和鉴别。“量”是指尺度，是进行评价和鉴别是采取的标准。“度”是指对事物一种量的平衡状态，也是大学评价时的应该遵循的基本弹性原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现代大学需要建立学术评价制度作保障。但是如何评价？过于“宽松”和过于“严苛”都不利于大学管理，作为学术组织，如果没有评价及其评价的标准，大学就无法产生效率，无法产生激励机制，容易成为滋生“南郭先生”的温床，但大学必究不是企业，学术评价不能过分强调“量”累积，更主要重视“质”提升。无法做到这些，一流大学只能算作徒有其表，名不副实，既不能服务国家、也不能贡献世界，既无法完成自我组织的创新，也无法实现自我制度德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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