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霞：我有个逛大学校园的习惯。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城市，只要有机会、有兴致、有闲心，就会到大学的校园里闲逛。平时我也常常这样回到母校燕园，甚至也会在某个周末，像“游客”一样踱进自己服务的中央美术学院校园，重新以陌生化的目光漫步其间。我发觉无论在哪里，校园都是富有灵性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生命之真，也积累了历史和传统；不仅流淌着文化的精神，也能感受得到时代的脉搏。人们常说，好的大学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更有自己的精神和魂魄。那么，支撑一所学府的灵魂是怎么形成的呢？
雷颐：我与你一样，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喜欢到当地的大学“闲逛”。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就从这儿说起吧。1995年初夏，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做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一天，我去香港科技大学看望一位朋友。这位从哈佛留学读完博士回来不久的朋友，专业竟是蒙古历史语言，兼治中亚历史语言和满语。如此冷门的专业，确实难与讲求实用、“工商至上”的香港联系起来，更难与“科技”联系起来。那天我们在“科大”玩了一整天，非常尽兴。科大就建在临海的山上，楼与楼之间上上下下，漫步校园，如同游览风景胜地。许多地方正在大兴土木，已建好的建筑物中仍飘散出淡淡的建材和涂料气味。这是一所1991年才创建，那时刚刚四岁的学校。风景虽好，但作为大学却毕竟年轻，要成为一所成熟的、真正的“名牌”大学恐怕还有待时日，最少也要有几十年的积累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没想到，十几年后，香港科技大学近年竟然屡创佳绩，迅速成为亚洲名校，某些专业甚至还排在国际前列。2004年底，在英国《泰晤士报》的全球两百所最佳大学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高居第42名！其实，早在1998年，建校才7年的科大商学院，就已被《国际先驱论坛报》推为亚洲七大优秀商学院之一；而2004年《金融时报》发表的MBA课程排名榜，科大就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44位，而在近三年的总体排名中的全球平均排在第48，亚太地区（当然包括澳大利亚）第一，也是全亚洲唯一进入前50名的学校；EMBA排全球第九，企业培训课程第一年即排全球第28名，2004年排27。2000年，英文《亚洲周刊》即将科大评为亚洲综合性大学排名第七。其物理、生物等与“科技”有关的学科不断取得重大成果。近年来，会计系教授在五份全球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一，美国有关评价机构认为科大的会计学研究世界第一。在三份国际公认的中国研究学术期刊中，该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近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也名列世界第五！一个创办不过十几年的学校，竟如此迅速崛起，与“国际一流”虽还有距离，但已是当知无愧的世界名校。它的成功当然与充足的经费这种“硬力量”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软力量”，即它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从建校一开始，它就“克隆”国际著名大学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明确提出“教授是学校的灵魂”。比如要新聘教授时，应聘者从一开始就要与应聘之系主要由教授组成的“招聘委员会”打交道，每个委员都要打分；最后试讲时，包括没有终身教职的全系教授都可以投票。这样，与以前主要是人事部门负责、一些教授只是在最后一个环节参与一下完全不同，最大限度保证了招聘工作的公平、公正，保证确能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教授的聘用还要有严格的外部评审，教授工作几年后是否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教职”都由主要是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决定；而新进教授如果7年内达不到终身聘用的标准就得离开，留下的人可能不到一半。很明显，教授有极大的权力，但同时也有极大的压力。这是制度原因。香港科大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精神、灵魂。它的灵魂就是学术自由，鼓励多元文化。有这种校园精神或文化，这种制度才能产生，它的制度正是为这种学术、文化、精神的自由探讨、争论、碰撞服务的。记得当年离开香港科大时，曾看到一面“招贴墙”，任何人都可以在此任意张贴。不知此墙现在是否仍在，或许那种“热闹”现在已转移到校园的新媒体上了吧？
这所几乎没有“历史”的大学在短期内竟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学，说明要建“国际一流”大学仅有金钱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学术自由。这种自由探讨的精神，其实比金钱更重要。抗战中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极为简陋，但在中国学术、教育史上已成“传奇”。著名的生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大，一次接受记者访问，记者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他新出版的《上学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学派林立，老师完全讲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正是大学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是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最重要、最本质区别之所在。而大学生正是在这种“知识不确定”的学习、获取过程中，感受到知识探索的乐趣，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培养自己独立分析、判断、研究的能力，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但经过多年应试教育训练，现在我们的不少大学新生往往一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摆脱不了从小学到高中培养的学习习惯，还把大学当作高中，总想死记硬背“标准答案”，面对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的学术观点、派别反而一片茫然。所以，不少大学老师都感“大一”新生其实还是“高四”，相当多的大学生实际是从“大二”才真正开始大学的学习生活。这一点，大学新生尤其要注意，尽快成为“真正”的大学生。
宋晓霞：中国大学的历史，即使自京师大学堂甚至同文馆算起，也不过百余年的时间。与欧洲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是在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激烈变革中孕育而生。在文化、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重组的背景下，自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按您的研究思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加以讨论？
雷颐：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诞生阶段。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初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迫于禁教令，1818年，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后又在澳门办学。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办的学校在香港、上海等沿海地区多了起来。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达2万人。到九十年代，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学生4万人之多。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要求在中国发展基督教高等教育。1877年，教会学校有重要变化。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及其夫人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招收6名贫家子弟，施以基本的西学教育和宗教教育，学制6年。这就是登州文会馆的前身。1877年，学堂定名登州文会馆，学制6年，成为最早的教会大学。此后，一、按照西方正规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二、世俗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并开始“中西学并重”，增加中学比重；三、专职教育家当老师；四、招生对象由原来只是社会底层渐渐向富家子弟转变。于是，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如上海的约翰书院、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十九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课程上看，还是从其设备、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学生数量也很少。但是，因教会大学的出现，一套比较完整的西方近代教育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这些均与中国的旧式教育唱起了对台戏，也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形成了一种严重威胁，打破了封建教育的垄断地位，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化。这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当然是先进的：一、男女都有受教育权利；二、培养现代知识人才；三、全面教育，德智体美；四、教学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强调实验。
第二阶段是发展期。从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政府兴办一批国立大学，私人也兴办了大学，如南开大学。这样，国立大学、中国人办的私立大学与都会大学形成中国高等教育“鼎足而三”的局面，互相竞争，也互相补充。这些年，对这个阶段大学的发展已有许多研究、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院系调整”，对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直到现在，这仍是大学的基本格局。这部分我多说几句。要知道，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一种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改造，“全能型”治理模式建立。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管理、掌控一切，社会职业被简化为工人、农民、干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只能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的一部分，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都属“干部”。因此，将被视为旧文化、受“帝国主义”影响最重的大学（教会大学更是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改造成国家政权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学教师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党的“干部”就是必然的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专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这就为院系调整提供了法理依据，也表明了这种调整要偏重工科、农科。所以，新中国刚刚建立，实际就开始了院系调整。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了为新中国教育“定调”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问题，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就在1949年底，百废待兴，万事待举，南部，尤其是大西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之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就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开院系调整的先声，亦可看出执政者对院系调整之重视、之急切。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在统一的方针下，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根据国家建设规划，将公私立高等学校统盘规划，同类系科归并或组建成专门学院；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加快发展速度。具体步骤是:由工业院系的调整进而到对其他院系的调整；从学院的调整进而到对科系的调整；从重点地区、重点院校的调整进而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调整。其精神实质是将旧大学“抽象”、“广博”的模式调整成“具体”、“专业”模式，将“通才教育”调整成“专才教育”。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法令法规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并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法令、政策基础。院系调整不仅是教育直接为经济服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为了“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需要。1951年5月， 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学校，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骤。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1952年5月， 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 7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到1952年底， 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调整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近30%的60余所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震旦等全被撤消、解散，并入其他学校）。曾居现代大学体系中的综合性院校大幅度减少，由调整前的近50所减为14 所。从学科上看，工科大大加强，文科严重削弱，社会学被取消，法学、商科也大大受损。从地域上看，东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改善，但原本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北京、上海、武汉等也进一步加强。院系调整结束后，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国家对高校的党、政、财、考试、招生、分配、教材、教学过程等都实行了全面控制。到1955年4月止，全国性的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基本照搬苏联的相关专业教学计划，相当多的课程按规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这次以高度行政化为手段的调整，使原来的多元办学主体改变为一元办学，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办学模式。这次调整使大学由“通才教育”变为“专才教育”，文、理、工分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幅度减少，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工具化”。这次调整最终完成了大学成为一个整体性全能社会中行政系统中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被人诟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实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所以，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阵地。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盘”仍为六十年前的“格式化”所决定，当然有发展、变化，但并无实质性改变。
宋晓霞：1905年废除的科举制度曾是明清中国社会中的关键性制度。随后以大学为代表的新兴教育机构取代了与科举制度休戚相关的、由地方学校、书院和学监构成的复杂教育体系。传统士绅阶层与官僚政治的固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学自其在中国诞生伊始就成为改良派、保守派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也成为激进变革的温床，传播着社会主义思想，聚集了革命的能量。比如北大精神里就明确有一条是要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原动力。您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倘若从大学与政治的视角，您怎么认识其间复杂的文化社会关系？
雷颐：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废科举是自然演进的结果。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他们都不是“激进派”，最多是大臣中的“开明派”。面对如此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就开始废除科举制度。时人曾说：“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在此之前，官员、人才的选拔经历过养士、军功、血统、门第、举荐、九品中正等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弊端重重。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科举制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形象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
但科举制必然也有其弊端。其一是考试内容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些确实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近代以前，就不断有对科举制的严厉批评。科举制的另一重要弊端是“官本位”，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所以与科考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科举制无疑是一重要因素。
当中国步入近代以后，不得不面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这种社会转型的先导。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它实际意味着声、光、电、化等为中国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将取代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社会的需要使新式学校由缓到急地向前发展。李鸿章远不是激进派吧？而他都感到科举的障碍，但他当时未敢提出废科举。后来维新派对科举的改革，李鸿章内心深表赞成。同时，教会兴办的新式学堂的影响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声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虽然维新派认为应该废科举，但因顾虑反对派的强大，只是提出将科举考试内容由“八股”改为贴近现实的“策论”。
进入20世纪，不仅新式学校越办越多，而且留学生也大量出现，虽然学生的基数仍不大，但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废科举实际已水到渠成。张之洞等人绝非激进之士，由他们提出废科举、并得到几年前反对改变科举内容的慈禧太后的批准，足证“废科举”是历史、社会发展自然而然演进的结果，并非现在一些人所说是人为激进的结果。
当时的中国，不要说大学生，就是一个“高小”毕业生，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了，大学生更是“大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士”有着强烈的精神血脉，所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大学又是新思想、新知识传播最快、汇集最广的地方，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社会转型，如何转、向何处转，大学生自然会成为“先锋”。可以看到，几种互相敌对的思潮、改革中国的方案，在大学都引起激烈争论。如20世纪初留日学生中关于改革与革命的争论，后来留法学生中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间的争论，五四时北大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大学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大学的作用当然更为突出。
宋晓霞：20世纪初年的中国美术教育，经历了从传统手工作坊师徒传授，向实业学堂的学校美术教育的转变，还有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如土山湾画馆都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先声。然而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历史，是从留学“欧美日本”学成回国的一代留学生开始书写的。他们将西方美术教育思想和美术教育方式引进中国，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纪元。这一代留学海外的中国美术家是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最具影响的群体。举凡公立的美术学校，诸如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或私立的美术学校如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都有他们执掌的身影，也有他们的历史回响。彼时还有活跃的画会，无论是西洋画还是中国画的美术社团都聚集了一群留洋的美术家，如最早主持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金城曾经留英5年。高等学府聘请外教也自此肇始，如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比利时画家盖大士（Kets）指导油画教学。近代以来，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海内外有许多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历史和价值断裂的地方发生的西化问题，近代以来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引进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有学者认为，“大学是近代以来纯西方化的产物，全世界的大学怎么办，中国照学就行，留下的自选动作少而又少。”还有的学者认为西化与文化精英的“失根”问题相关。也有学者强调古今对话，注重理解传统书院与百年中国大学进程的关系。关于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对西方文化的体认以及西化的努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雷颐：前面曾说过，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实，这是现代知识生产机制产生的必然结果，不必因为先在某地产生就过于强化其“地方性”。这种知识观念是会变化的。如声、光、电话等自然科学知识，与现代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都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中国人曾经不分这些专业的不同，将其通称为“西学”。或者说，最早的“西学”其实主要是指这些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用“西学”之名，说明当时人们还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慢慢地，人们用“通艺”称呼这些自然科学知识，表明中国人已不认为这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一种普适性知识。现代知识的生产，当然会要求一种现代机制。
把“美术”作为课程纳入学生正规教育之中，也是引进现代学校制度之后才有的。应当一提的是，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倡以美术代替宗教，把“美”作为一种超验的终极性价值体系。当然，不同学科教育方法不会一样。事实上，现代大学不也有“导师”制么？
宋晓霞：大学是一个有形的地理空间，来自不同地域和专业的人形成了聚集和交往的空间；大学同时也是一个无形的精神空间，代代相传的“校格”往往是跨越了时代的变化，凝聚着大学传承文化、延续知识谱系与批判性思考的品格。如果把“大学思想”放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视野里，就具有了更宽广的意义。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学术生产，再到为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其间存在着某种文化和历史的联系。对于近代以来大学的制度改造之难，文化转型之难，您会有怎样的分析？
雷颐：说得好。大学是一个有形的地理空间，来自不同地域和专业的人形成了聚集和交往的空间；大学同时也是一个无形的精神空间，我更看重这种“无形的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现代公民意识、文化发展、精神培育最重要的方面。事实上，你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20世纪60年代，作为晚期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开创性地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公众可以在这个空间中有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商会、俱乐部、咖啡馆，人们在其中交换信息和意见，讨论公共事务；印刷业的发达使报纸、杂志、书籍也越来越多，信息传递、意见交换更快更广。商人、市民、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医生、律师、记者、编辑渐渐成为热议社会问题、公共事务的主体。在此风影响下，甚至贵族的沙龙也成为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三种形态，也是全新的公共领域，承载了质疑、批判的空间。正是这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的有意无意的、公开的自由讨论和互相辩驳中，逐步瓦解了中世纪封建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传播了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是公共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的体会是，在大学这种环境中“薰”，可能比课堂上上课还重要，这就是“熏陶”的本意吧。
宋晓霞：我们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常被我们挂在嘴边的是“老美院”。大家对“老美院”所认同的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艺术风格或是专业知识，也不仅是校尉胡同5号那个故地。学校在建校95周年之际，梳理了我们的办学传统，将这所学府的精神凝练为“尽精微，致广大”。以您跟“老美院”的“交情”，不妨谈谈您所了解的美院的精神和魂魄。
雷颐：校尉胡同5号离我家非常近，走路也不过十来分钟，我很早就认识一些老师。后来我姐姐又是从贵校“研修班”毕业，我与贵校“交情”就更多一些了。我觉得，中央美院最难得的一点是，坚守传统与大胆创新结合得非常好。能坚守传统又能创新，反映的是一种多元、兼容并包，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由的精神。一方面，“学院派”的功底非常深厚；另一方面，又鼓励创新。在其他不少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往往瞧不起并反对创新。反过来，缺乏学术功底的，往往以“创新”为名，掩饰自己的肤浅。有深厚功底而不故步自封，并鼓励创新，是中央美院一大特点。
有两个具体的事情，给我非常深的印象。
一件事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政治环境严厉批判“现代派”，美院的领导杜键老师竟然公开表示支持现代派探索。虽然他自己不是现代派，但认为这是艺术风格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知道杜老师挺身而出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顶住极大的压力，要冒很大的风险。
另一件事是2000年举行的第九届全国美展上获金奖的《五角星》，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五角星”以黑色十字架和黑色背景衬托，由锈迹斑斑、破碎残缺、凹凸不平的旧金属片焊接而成，其中还夹杂着链条和打穿的空洞。对此，一种观点从政治上“上纲上线”，愤怒地认为黑色与红色何以相容？锈迹斑斑、破碎残缺的旧薄铁皮拼凑之物与铮铮闪亮、钢铁般坚实的共和国之星岂能同义？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国徽，该被这黑色、腐朽、残破的“命相”所取代了？这是对“红底金星”这一无产阶级最神圣的“政治性形象”的肆意亵渎！因为“红底金星”，不仅是凝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形象，也是令一切仇视“红色政权”的敌对势力为之不安的鲜明的政治性符号。因此，任何将“红底”篡改为“黑色”、将“金星”篡改成“破碎残缺”之星的企图，都是中国人民的情感所不能容忍的！这是非常严厉的政治指责。主办方突然感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这时，中央美院的詹建俊、闻立鹏二位老师挺身而出，公开发文反驳，认为这是一个旧的带有斑痕的五角星的形象，以它来反映革命、反映革命历程的艰难和革命事业的坚强，来象征革命斗争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那么多创伤，裂开后又焊接，但它还是一个质地坚硬的完整的五角星，因此是壮烈的、悲壮的。五角星，大家都知道是代表了多少代人的理想的一种符号，具有象征性。这个五角星经过了多少磨难、奋斗、苦难与牺牲，不管怎么苦难，怎么牺牲，始终是一个完整的五角星。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可以想得很深刻，艺术技法上有让人琢磨的地方，在思想上给人一种深思、给人一种联想。
我想，这两件事情，典型地反映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灵魂。
（文章来源：《大学与美术馆》。作者：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晓霞，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