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
当前位置: 首页 >> 大学治理 >> 大学文化 >> 正文

吴晓明:思想是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

2016-07-05  点击:[]

内容提要
  晓明:“外部反思”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什么是开启我们时代思想的当务之急?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其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2月22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文汇报联合主办、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协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第一期开讲。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作了《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的演讲,来自机关、企业、高校等各行业的近400名听众分享了思想大餐,其中,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三所高校的哲学学院师生组成了专业观察团,专业提问使整个活动既有现实追问又有学术深度。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其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


为什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它的含义包括在什么是哲学当中。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智慧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如《基督山恩仇记》中法利亚长老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中国的哲学家也很早把握了这种差别。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和思被区别开来。学就是知识或学问,思就是智慧或思想。这两者相当不同,但可以彼此补益。


因此,我们把哲学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提起哲学,人们就觉得很悬很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并且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有深刻的关系。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是有时代内容的。笛卡儿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内容,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你可能没知识但绝对有哲学


那么,哲学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哲学为每个人本己皆备。一个人没学过物理学,他不懂物理学;没学过经济学,他不懂经济学;但一个人没学过哲学,你能说他不懂哲学,说他没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吗?这绝不可能。当然,学哲学会使得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系统、更有条理。


举一个例子来说。前几年,电视里评选中国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成都当选。记者带秒表到街上看成都人每分钟走几步路,并与上海人、香港人、纽约人比较。结果发现成都人走得非常慢。记者追问一位老太太,你们成都人好像走路很悠闲很慢,你对这事怎么看?老太太说,“人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记者目瞪口呆,我坐在电视机前也目瞪口呆,心想:这老太太可是位哲学家!她也许没什么知识学问,但她的哲学还是蛮高明的呢。


第二个例子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要传衣钵给下一代,让弟子们写首短偈表达智慧。大师兄神秀写道:“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僧感叹高明至极,便罢手不作了。小和尚慧能在伙房里干粗话,听到之后便说,这东西我也会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弘忍一看,比神秀高出几个境界,便将衣钵传给慧能。后来慧能在南方传教,讲经辩经声望极高,但他周围的人发现,大师竟然不认识字。于是去询问大师,慧能的回答是,“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这两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但说明哲学与一般的知识、学问不同,是每个人本己都有的。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与事物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是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思维的基本取向。因此,哲学离我们并非无限遥远,并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因为每个人在其可能性上都是有智慧和能思的。


轴心时代确立起三大哲学根基


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意味着什么?听起来有点悬。实际上是说这样一件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为不同的文化奠基。所谓轴心时代:距今约2500年,这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概括,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三大文明体——中国、西方、印度,在那个时代确立了它们基本的哲学,并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具有根本定向作用的哲学根基。


古希腊的纯粹理性


这三种哲学的基本定向在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思维的基本趋向上却是相当不同。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方式说,古代希腊、西方的原理是纯粹的理性,中国的原理是实用的理性,印度的原理则是想象力。


希腊人的哲学定向是怎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把这个瓶盖叫做圆的,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不怎么圆;拿一个圆规来画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还不够圆。我们用最好的圆规最仔细地画出一个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它还是不够圆。那么,真正的圆在哪里呢?在理念世界中。现象世界中的圆只能是“圆的理念”的仿品。这意味着:第一,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不仅被分割开来而且被对立起来;第二,真理和现实性仅仅在超感性世界亦即在理念世界中;第三,如果我们说感性世界中的事物是“真的”或“现实的”,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它们“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形态,纯粹的理性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形态。


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古代中国则相当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是理性,但它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实用的理性。一个西方人会说真正的圆在理念世界中。中国人会说,这个瓶盖不怎么圆,但真正的圆还是在这个瓶盖当中。中国人完全知道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但对于中国哲学极端重要的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庄子说,道在瓦砾,在屎溺。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这意味着,大道不离人伦日用。因此,中国哲学决不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它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两个哲学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举例来说,西方人严格遵守规范,因为规范在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中,它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中国人与之不同,他固然也是讲规范的,规范叫“经”;但要合于大道,不仅要“经”,而且要“权”,权是什么意思?权衡变通。规范是要讲的,但也要权衡和变通,这就是实用的理性:有经有权,合于大道。


古印度“无节制的想象力”


印度同样很特别,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哲学原理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中国人会去落实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饭,而晚饭没有着落的印度人可能会在门口晒太阳,沉思生死问题。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被西方殖民地的时间非常长,但它在工业化内在方面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原理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实用的理性,这一点使之在完成所谓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时,面临的障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为无节制的想象力很难与精确性和效率、周密的规划和对事情进程的控制相匹配。印度不擅长记载历史,最早的记载十人就有十种版本,把神话、想象力全放进去了。比较可靠的历史,最早得依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要成为大国发展军力,各个时期从各国去买,发现太过混乱,决心自己来造。例如一款主战坦克,图纸修改了两百多遍,一边造一边修改,用了55年时间,终于下线了,但突然发现印度80%的公路和桥梁,无法让这个坦克通过。近年来,印度在电信服务业和软件业方面发展迅速,大概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而在宗教方面和艺术灿烂缤纷方面,它有很高的造诣,在某种思辨性上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古典哲学家们。


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在根本性上表征着文化之间的原则差别。就此而言,哲学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


黑格尔曾说过,了不起的拿破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法国和西班牙在宗教上有差别,但比起中西方的差别无疑要小得多。拿破仑的做法之所以必定失败,是因为他无视二者在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把握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明,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对于筹划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开启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中国建设时期也曾一度有把苏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会说,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对的,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开启思想的方法论和钥匙在哪里?


因此,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简要地说来,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被叫做“批判哲学”。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批判方法在思辨哲学中被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对所谓“形式的公平”的批判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教科书式的表达来讲经济学的故事。开端处往往是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这意味着两个人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终于有一天,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来交换的。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什么?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这件事看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马克思的批判说:经济学家先生们,你们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怎样打交道呢?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他们绝不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简单地说来,这个界限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通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


当前思想界面临的课题是什么?


由此可见,批判的方法对于开启思想来说多么重要。它最坚决地拒绝外部反思,它要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中去。正像一切历史的事物有其前提与界限一样,所有的观点、学说等等也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与界限中生成并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因此,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于社会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总而言之,回到开首,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文章来源:文汇报)

 

上一条:徐显明:大学里的美妙故事
下一条:杨玉良即将卸任复旦校长,他说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