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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清华大学的“大师时代”

2016-08-07  点击:[]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继而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其实,以钱氏的阅历和学识,问题的答案,他是心知肚明的。他的老师、清华大学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早在80年前就给出了响亮的回答——“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民国时期的清华更以其辉煌的历史对“钱学森之问”做出了回应。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是一个大师云集的人才高地,也是一个孕育大师的人才养成基地。当你翻开历史的那一页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什么才叫世界一流大学;你就会明白,清华大学的伟大与光荣在于她曾经是一个出大师的地方,而不在于她是一个出大官的地方。

 一、这些大师中的大师设帐清华,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清华,也为全国开创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始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在1949年以后的国人心目中,清华一直是一所工科大学,以工科傲立于世,但历史上清华却是一所文理工完备的综合性大学,她最为自豪,也最为当时学界和世人所称道的则是她的国学研究院。

 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汹涌东来,国内有心者常思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为中国新时代创造新文化。清华创办研究院,即是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体现。1925年,清华学校在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再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揆诸实际,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

 清华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学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表示,"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且须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校长曹云祥开始时曾请教胡适如何创办国学门,并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皆同意移教清华。之后,又陆续延聘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这些大师中的大师设帐清华,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清华,也为全国开创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在这些大师中的大师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其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在清华,他们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精神上的导师。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曾是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是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梁启超和清华的渊源,可上溯至1914年。其时,清华建校刚刚3年多,提倡德、智、体三育并进和人格教育。作为文化名人,梁启超被请来校讲演,演讲题目为《君子》。演讲中他引《易经》中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息有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最后他联系清华实际说:“清华学子,荟中西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的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全校师生之意愿,学校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

 是年冬,梁启超因清华幽静而暂居清华园从事著述。梁在清华住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梁氏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期间,他在教职员及各级长、室长之座谈会上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1922年2月,梁启超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讲师。从此,他在清华的活动就进一步固定化,影响也更广泛起来了。这年夏,张君劢来清华讲演,反对科学人生观;丁文江则针锋相对,在《努力》上撰文为科学辩护,主张“打倒玄学鬼”,从而激起一场科学与玄学的笔战。梁启超先是站在外面观战,随后以 “暂时局外中立人”的立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关涉理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涉感情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这场论战,后来分成三大营垒:“科派”中有丁文江、陈独秀、胡适等,“玄派”中有张君劢、张东荪等,持调和态度的则以梁启超为代表。有人评价这次论战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役,影响于后世中国思想界颇大”。其中梁氏的立场和观点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清华。1921年及1922年,梁应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及教育团体之请,讲演关于中国文化、学术问题不下两百次,其所到之处,“学子景从,风气大开。”

 梁启超学识广博,冠以群论,而且能言善辩,盛名远播。或以为其必倨傲自负,实则不然。例如当时学界谈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他与王国维究竟谁居首席,看法不一。但他自己则公开向学生表示:“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梁氏这样表示,固然是谦虚,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另一位导师王国维的分量。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美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在他的著作中,仅仅一部篇幅不长的《人间词话》,就压到了不少大师级的学者。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则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几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王国维来清华之前,曾在北京大学执教,因不满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某些做法,半年前刚辞去北大的职务。他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代表清华国学院亲自登门相请,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其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因为他曾当过满清逊帝溥仪的老师,所以在应允来清华之前,王还特地赴天津面见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做出最终决定。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来清华后,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他以无意行政事务为由坚辞,只任专职教授。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曾有当时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向其求教,就住在他的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他都有问必答。讲课之时,遇到某些问题,他常以“这个问题我不懂”一语带过。语言学家王力当年曾师从王国维,起初不理解为什么先生常说“我不懂”,后来才慢慢体会到,其实,王国维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自己的见解尚未考虑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此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力对王国维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佩。

 王国维对清华,特别是对中国知识界的最大影响是他的投湖自杀。因为曾是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溥仪对他一直很敬重,而在王的心中,他们之间仍然是君与臣的关系,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中国古文化传统中的“士”。1924年,冯玉祥率军进京派人把溥仪逐出皇宫,王国维不离溥仪左右,内心颇受震荡。作为一个“士 ”,他的忠君思想未曾改变过。即便溥仪手无寸权,丧家逃难之时,他也始终跟随,矢志不渝。而且他始终留着辫子,无论在清华园,还是出入北大,即使激进的学子也无人敢剪掉他的辫子。因为他有一种威严在身——知识和身份的威慑力。在清华,他维持了从1925年起到1927年止仅仅两年零三个月的学术生命,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一批大师级别的弟子。1927年6月1日,研究院36名学生毕业,在举行叙别宴会时,他默默无语。当日夜里,他在扇叶上题写了陈宝深《落花诗》。吴宓在《空轩诗话》里说“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殒身之志”。第二天,他于西郊颐和园沉入昆明湖,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王氏死后,其自杀原因,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梁启超在给他的女儿的信中谈到王自杀的动机时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有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但这方面以清华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的说法最为权威,影响也最大。

 陈寅恪(1890-1969),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陈氏是中国现代甚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在清华的百年历史上,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在世界各国游学期间,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见长。当时的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称之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在清华,陈氏首先以“三无学人”身份与“三不讲”的治学精神,成为当时清华和中国学界传诵一时的传奇人物。

 清华国学研究所开办时,当时留学德国三十五岁的陈寅恪在国内属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但最后却与声望卓著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聘为国学院四大导师。当年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陈寅恪游学海外近三十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却未曾拿一个学位。他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到清华以后,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已经是学界泰斗一级的人物了,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友兰总是恭敬地陪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陈氏讲课,从清华始,即奉行“三不讲”主义:“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他因此而被称为“三不讲”教授。

 然则,陈氏对于清华乃至中国文化,其价值和影响也主要不在学问(尽管在这一方面许多名教授也难以望其项背),而在于他和王国维一起以生命写出了中国士人的风骨,为现代中国留下了最后一代中国士人的穿越历史的绝响。

 王国维去世后,陈曾作七古长篇《王观堂词序挽词》,在其序言中有云: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处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

 王死后两年的忌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生立“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写碑文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学人共同的精神指向。

 1948年,陈寅恪在解放军的隆隆枪炮声中离开了清华园,同胡适一起到了南京,但最终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山大学。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他担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复信提出条件称:“我绝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于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我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1967年,陈寅恪于文革中悲怆离世。

 这就是中国的“士”:砥砺气节,淡泊明志,独立特行,坚守原则,宠辱不惊,精于治学,不阿附于权贵,不为人利用。王国维如此,陈寅恪亦如此。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相比,他们也许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之间在灵魂深处应该是相通的。

 清华国学研究院应当是早期清华傲然于世的最亮眼的名片。研究院共招生四届,毕业74人,其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但这些人虽然也称得上是大师,但已经没有他们当年的几位导师的文化重量了。再如清华其他文科教授冯友兰,及后来的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吴晗等,虽然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圈点之处,但也都不具文化典范意义。

 二、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叶企孙和熊庆来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世界的高度。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无言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在他们之后,无论是清华还是中国,都不再有高度。

 由于对自然科学长期隔膜,所以我对科学家总是找不到感觉,即使对清华人津津乐道的李政道、杨振宁这样的出身清华的大科学家,也缺乏研究的兴趣。但是,当我接触到下面这个人的事迹时,却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动,而且哽咽得气都喘不过来。

 这个人是叶企孙。

 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这样的结语当然难以给人留下印象,但当你看过下面这个长长的名单,自然就会掂量出这个人的分量。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最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曾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

 与叶企孙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人。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 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数字家华罗庚。众所周知,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1929年被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发现,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1931年,叶企孙在日本数学刊物上看到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很是欣赏。 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1936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终成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1957年,两位留美华人杨振宁,李政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这两 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杨振宁1942年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 究生。王是清华物理系1933级毕业生,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是著名的理 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随后,杨又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1944年转到西南联大。由于他年少聪敏,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1946 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

 此外,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院士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1933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 学院院士,也是毕业于1933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1948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 仅两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华毕业生,也都是叶企孙的弟子!

 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师级的科学家,不但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叶企孙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不但对他本人,即使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奇迹的产生是东西方文化在他身上完美结合的结果。

 叶企孙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就开始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或许基于这样的精神底色,他终其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组织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他当时不过17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入清华执教,执教之严,人所共知。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位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他是清华物理系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吴有训当时还是一个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但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而他,那时正当盛年。

 他对学生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所以,他不光要栽种,还要培土。于是,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他想让清华成为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以求中国科学之昌盛。

 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治校”由此开始。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知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以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教育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从而激发创造力。”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而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先 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在清华如 此,到北大后他仍是视学生如子女。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 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 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1949年之后就被边缘化了。1953年高等院校大调整,他离开清华到了北大。1968,他已经70岁,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8年,还在清华读书的熊大缜突然对他说要去中共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抗日。他明知熊在河北没有熟人可以依靠,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遭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几十年后,叶企孙也因此而受到牵连。

 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便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钱马上跑上去打招呼。老师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为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深知老师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1977年1月13日,他带着一身的污水离开了人世,直至80年代,始获昭雪。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当年代表清华科学高度的大师的大师,当现在的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清华园内竟然有人用流氓无赖的下流话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谈到清华园当年那些大师的大师,让我肃然起敬的还有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

 熊庆来是与华罗庚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近代"戊戌变法"后,国家废科举,一些有识之士办学堂,开始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并兴起留学潮。到"五四"时期,一批学子从国外留学回国,把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为今天中国的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熊庆来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他于1921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即将近代数学引进中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培养了大量的数学人才。他是中国现代数学辛勤的开拓者。

 数学家熊庆来一生有两种身份,一是数学家,二是教育家。作为数学家,他的函数论研究成果被誉为“熊氏无穷极”(即“熊氏定理”),并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作为教育家,他培养了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钱三强等一大批优秀数学家、物理学家,使民国年间的数理研究达到国际水平;而对于国家而言,教育家的熊庆来的贡献要更为伟大,也更有意义。

 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聘请熊庆来前来创办算学系。他在任清华算学系系主任的9年间,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秀人才。有人说:"中国的数学家约有一半出自清华算学系。

 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都是熊庆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的贡献时,还特别指出他是熊庆来的学生。

 熊庆来在代理清华学院院长时,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他是指导老师之一。萤声当代数学界的美籍大数学家陈省身,就是当时该部的研究生。

 1931年,熊庆来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土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议。会议结束后,熊庆来利用清华规定的五年一次的例假,前往巴黎专攻函数论,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土学位,他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载人了世界数学史册。

 1934年,他返回清华,仍任算学系主任。翌年,他聘请法国数学家H•阿达玛和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奠基人N•魏纳到清华讲学,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拓视野,帮助他们提高研究能力。当时的研究生陈省身、吴大猷、庄圻泰、施样林、段学复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熊庆来在晚年回顾说:"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

 熊庆来在清华执教9年,在这期间,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华罗庚的发现、提携和培养。他与华罗庚的师生缘是教育也是科学史上的永恒的经典。

 华罗庚是饮誉世界的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多种。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菲尔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他的名字在多家美国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并列在一起。他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但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在国内,他被誉为“中国数学之神”、“中国现代数学之父”,还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之一。

 可是,幼年的华罗庚学习成绩并不好,有时数学还考不及格。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学业。于是,回到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杂货店里干活,一面继续钻研数学。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立即引起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的注意和重视。熊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教员在场,忽然想起其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说道:“这个华罗庚哪里上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当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并且得了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都要借助手杖。

 在清华,华罗庚得到熊庆来的直接指导,并可随意听教授们的课,同时又有条件潜心钻研,可谓"如鱼得水"。一年之后他被任为助教,再一年后升为讲师,又两年后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院长叶企苏的推荐,华罗庚登上北去的列车,横穿西伯利亚,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博士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逐步成为了世界数学界顶尖的学者。

 熊庆来于1937年离开清华,出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因为参加国际会议而客居海外,后来周恩来派华罗庚把他请了回来。1957年6月从法国返回北京以后,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熊庆来和华罗庚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据熊先生的孙女熊有德回忆说:“爷爷的一个学生是‘造反派’小分队队长。奶奶陪爷爷去参加批斗会,会场上的标语是批判‘华熊黑线’。当人们喊‘揪出反动权威华罗庚’时,华罗庚先生站了起来。开始时爷爷坐着听人们斗华罗庚,后来他们高喊着‘把熊庆来揪上来’,爷爷就自己颤颤抖抖地上去,站不稳,有好心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他没坐。华先生就过来扶着他,但他自己也站不稳,还是奶奶上去扶着爷爷。忽然,一个‘造反派’上来摘掉了爷爷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爷爷看着周围似熟悉又不熟悉的脸,感到一阵隐痛,难道当年他不顾一切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这个?奶奶给我讲了这个经过,她也没有讲是谁这样恩将仇报。”

 熊有德还说:当时她爷爷听完奶奶的话以后,只说了八个字:“学生有错,先生有责”。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在深夜中去世,享年76岁。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华罗庚听到这个消息后,曾向当时中科院的革命委员会申请前去吊唁。等到批准以后,熊庆来的遗体已经送到火葬场。于是他匆匆赶到火葬场,走进停尸间,一时无法认出恩师,便动手挨个掀开盖在一具具尸体上的白布,终于见到了熊庆来先生。面对骨瘦如柴的先生的遗体,华罗庚放声大哭……

 后来华罗庚对熊有德说:“没想到你爷爷,那个当年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会死得那么惨。躺在一大堆尸体中间,没有花圈,也没有追悼会。”

 “文革”结束以后,华罗庚发表《哭迪师》一诗,痛悼恩师,其中有句云:“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悲愤之情,尽在其中。

 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叶企孙和熊庆来所达到的高度是一个世界的高度。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无言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在他们之后,无论是清华还是中国,都不再有高度。

 三、梅贻琦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并无兴趣。他一生成功地长校清华,以自己的人格而不是国民党的党格塑造了清华的校格,确立了清华的精神和学术高度,以及清华在国内和国际学林中的地位。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学生运动遍及全国。其中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特别活跃,学生们经常干的一个活就是驱赶校长,清华大学的校长因此当得相当狼狈,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然而,梅贻琦在清华做了17年校长,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1909年考上庚子赔款清华第一期赴美留学生,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专业。1914年毕业回国,翌年即入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此后一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虽有名气,但并无全面的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以 “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一语称誉当时的清华。梅贻琦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却并无兴趣。他一生献身于教育,成功地长校清华,以自己的人格而非国民党的党格塑造了清华的校格,确立了清华的精神和学术高度,以及清华在国内和国际学林中的地位。

 梅贻琦留给后人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办学理念就是他的“大师论”。“大师论”是他1931年12月3日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的就职演讲中提出的: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大师论”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他强调,“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对于老师,他要求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在这一办学思想的引导下,清华大学的教师中可谓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在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内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潘光旦、叶企孙、熊庆来、顾毓琇、吴有训、冯友兰等,也有新生代的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费孝通、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三强、钱伟长等。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在清华大学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时期,他刚入学那年(1939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1936年许宝騄考取了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统计系学习数理统计,攻读博士学位。1938年许宝騄共发表了3篇论文,因成绩优异,研究工作突出,第一个被破格用统计实习的口试来代替学业成绩,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校长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身为校长,他给自己的定为则是,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

 梅贻琦重视大师,其最终目的还在通过为师者的表率作用,成就学生。他在《大学一解》一文中,对于师者的表率作用更作出了形象的解读:“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共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即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上文提及的华罗庚的最初成才,即是“从游”于熊庆来等大师的结果。

 “通才教育”和“人格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另一基本观点。他认为,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是“通才”,而非“专才”,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就大学培养通才的重要性,梅贻琦在多种场合,费尽笔墨予以论述。其中还列举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那就是他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期间,一位此前上过文科的同班同学,虽然工科专业不比同学出色,但其他知识与见解远在同学之上。时间是最好的见证。10年后,当别的同学还在当技师和工程师时,“他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针对当时教育“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严重功利倾向,他指出大学应着眼于在知、情、志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人格的全面培养,主张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的真正人才。

 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梅贻琦一生倡导和力行的基本管理原则。他心仪蔡元培先生,尤其推许蔡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性情率真。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腐败,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经常拍案大骂国民党,大骂蒋介石。梅贻琦深知闻先生的秉性,对于闻的一些“过激”言论,亦有微词:“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1946年4月15日,在西南联大即将结束使命之际,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校友会上“开谩骂之端”。梅贻琦对此也很不满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污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但是,当政府当局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激进教授时,梅贻琦却根本不予理睬。1946年6月,梅赴南京,蒋介石约见,与他谈大学复校问题。蒋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梅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后梅主动提到清华教授中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影响。他解释说,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梅继续解释,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蒋频频点头说,“生活问题实甚重要。”随后,梅向蒋提出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生活水平的建议。此事足以见出梅先生的包容之心和处事智慧。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当学生与政府发生对立时,往往都站在学生一方,以保护学生为己任,认为这是坚守“教育独立”、“思想学术自由”的应有之义。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梅贻琦也是这样。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以清华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的大幕随之拉开。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的蔓延。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扣留了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愤……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并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事态因而激化。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学生中的负责人早已溜了。当时同学们手拉着手,以示团结,但是敌不过大刀的威力。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同学被捕了,大都是无辜的。事情发生后,梅先生极为沉痛,他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梅贻琦行事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在规则面前无所通融,无论是谁。在今人看来,近乎不通人情。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结果,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他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有关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

 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还有两位名教授的女儿报考清华大学落榜了。她们一个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一个就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

 梅贻琦的规则意识表现在自己身上,就是廉洁自律,公私分明。他可以以私奉公,但决不会化公为私。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外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旁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1948年底,梅贻琦仓促南渡,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以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住李远哲的研究生学业即完成于该所。

 梅贻琦离开大陆,直接原因是因为支撑学校运转的庚子赔款当时在美国,如果不去美国,那钱也就没了。可是很多年后,据说在一次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说自己如果留下,结果会是要么被打成反革命,要么成为傀儡,两者都非其所愿。所以,他最终把他心中的清华带去了台湾。

 四、不是结语的结语

 1952年,在全面苏化的基本国策的规定下,以欧美教育为范本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被苏联高等教育体制所彻底颠覆。经过苏化的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被阉割成为一所工学院。同年底,一二•九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蒋南翔回到他的母校水木清华主政,并发表“就职演说”:“清华大学当前迫切任务就是要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大学”,而“党的领导是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破除旧教育传统,对于清华而言,潜台词就是批判并且抛弃梅贻琦老校长的教育独立之原则和自由民主之精神。大概,梅贻琦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蒋南翔这位当年整天策划学潮的职业学生,成了系统摧毁清华的传统和精神的杀手。

 蒋南翔主掌清华,提出的培养目标就是又红又专——“一是听话,二是出活”的“工程师”。从此,清华成了技术官僚——“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围绕培养目标问题,时任清华副校长的钱伟长提出质疑,并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钱伟长被打成右派,从此蒙受了22年的苦难。文革中,56岁的科学家钱伟长当上了炉前工,国家科学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变成了技术革新能手。而蒋南翔则把清华进而将大陆所有高等学府都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这一结果也间接地回答了 “钱学森之问”。

 2010年11月13日凌晨,为迎接百年校庆,修缮中的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百年清华学堂失火。学堂东面的尖顶被烧光,里面的木制结构也烧得空空如也。据现场保安说,学堂大约三分之一已经被烧没了。清华学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是木制结构,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都曾是清华学生们每年开学的报到登记的地方。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中共高规格纪念,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但是,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担任翻译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在收到请帖后,断然拒绝出席清华百年校庆。她说,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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