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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2016-07-05  点击:[]

作者 | 吕思勉

来源 |《吕思勉谈读书治学》


吕思勉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为中国通史写作开创了新纪元,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终身积累了丰富的读书治学经验,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


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谓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此项功夫,我在十六七岁时亦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我的学问,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


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书记,我亦受其影响甚深。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岁,我的姨丈管凌云(讳元善)先生,即达如君之父,和汤蛰仙(寿潜)先生同事,得其书《三通考辑要》,劝我阅读。我读过一两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辑要》对读,以《辑要》为未足,乃舍《辑要》而读原本。后来又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


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


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要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 《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当影响;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征、屠敬山两先生。考据并不甚难,当你相当地看过前人之作,而自己读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时,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齐全时,排比起来,自然可得一结论。但是对于群书的源流和体例,须有常识。又什么事件,其中是有问题的,值得考据,需要考据,则是由于你的眼光而决定的。眼光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亦由于学力。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所以讲学问,根基总要相当的广阔,而考据成绩的好坏,并不在于考据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中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请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还会举出几部书名来,差的则不过以类书或近人的著作塞责而已。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抄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抄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笔墨,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


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大略如此,现在的人,自无从再走这一条路。


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个适当的手段,就是从社会科学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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