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历过数次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在驱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同时也会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并会驱动科技革命策源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根本性飞跃。以往的科技革命均遵循科学发现、科技突破和产业革命梯次发展的规律。当前，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则呈现出科学发现、科技突破和产业革命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对美国二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可以发现，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五次重要科技进步，都是由一批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发挥了创新源泉的关键作用。比如，被称为“航天引擎”的加州理工学院推动了航天科技的快速发展，被视为“极客天堂”的麻省理工学院引领了电子科技的发展潮流，被当作“硅谷基石”的斯坦福大学奠定了软件科技发展的基础，被评为“最具创新力公立大学”的华盛顿大学等助推了互联网科技的跨越腾飞，现在，以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研究型大学，正在促成新一轮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提升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是决定中国能否顺利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关键因素。在一个注重知识的社会里，研究型大学的作用毫无疑问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变得更加重要。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人们对研究型大学的需求都更加迫切。在创新引领的时代，研究型大学将与其它社会机构一起，共同塑造和谐社会与知识经济的新形态与新特质。

我国研究型大学是否已经做好了从容应对社会转型挑战的准备？虽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研究型大学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面对变革的时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显然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一方面，国家研发投入强度不断上升，但相比企业和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研发投入中高校所占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如果我们的研究型大学不能主动大幅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获得社会尊重和政府认同，势必将更加远离创新活动密集的中心位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大学适龄人口正以每年4.7%的速度减少，而出国攻读本科的学生比例则以3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快速递增，全球都在争夺中国的优质生源，高等教育正在迅速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如果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无法大幅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优秀生源的流失将会进一步加剧，大学的生存危机真的离我们不远了。因此，中国研究型大学正站在历史抉择的交叉路口。

创新型大学不是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简单升级版，而是需要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和“组织惯性”的重新构建，需要及时应对快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环境，实现从指标追赶到质量与贡献追赶转变；从解决投入不足问题到解决创新不足问题转变；从单线条改革到综合性改革转变；从被动适应社会发展到主动引领社会发展转变。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创新型大学应具备以下若干特征：

1.扎根中国的价值观

在文艺界有句话叫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也同时适用于一流创新型大学的建设。世界各国在创建一流创新型大学过程中都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坚持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并不断创新办学理念。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所给我们的启示和激励是，中国完全可以产出世界公认的科技成果，也一定能建成一流创新型大学。面向未来，一流创新型大学的建设路径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流创新型大学的核心功能要服务中国需求，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的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传承与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一流创新型大学的发展模式要体现中国智慧，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充分发挥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投入快速增长的优势，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用中国智慧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

2.创新增值的质量观

一流创新型大学不仅需要在国际可比指标和全球排名中位居前列，更加需要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创造性贡献。当前，中国有多所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已经进入百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还在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这也正是其创新能力的具体展现。因此我们必须将“创新增值”作为一流创新型大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关注对优质资源的竞争力，更要重视对优质资源的整合力。一流创新型大学要建立“卓越的创新人才成长体系”，让富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领军人才，让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成长为学术大师；建立“卓越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把活跃的学术思想转变为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把奇妙的想象力转变为有现实价值的科技突破；建立“卓越的社会服务创新体系”，把前沿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把丰富的学术资源转化为不竭的创新源泉；建立“卓越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把广泛的学术交流转变为有效的文化传承途径，把成功的发展经验提升为全球认同的模式典范。

3.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发展观

大学能否真正做到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新动力，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导向、关注国家需求的自觉、鼓励创新的机制和持续创新的能力，取决于其能否培养大量创新型人才，其中尤其应关注的是能否形成激励人才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制度环境。当前，制度性制约比资源性制约更为深刻地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以人为本的制度激励，顺应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合乎法治精神特别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理应成为坚持依法治校、加强大学治理的中心环节。制度激励是一种内生动力机制，它通过制度规则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方向引导、动机激发与行为强化，持续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它强调制度设计要以人为本，突出制度的权威性和激励功能，高度重视制度本身的吐故纳新、自我完善和新陈代谢能力，以此持续激发大学师生开展创新活动的内生动力。可以说，制度激励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制度创新的本质要求，是大学综合改革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从创新型大学的根本使命和本质特征出发，以制度激励为主线，紧抓内外部的发展机遇，深入推进综合改革，一方面，在主要的学术指标上向世界百强快速迈进：2014年发表SCI论文5398篇（其中“表现不俗”论文数2402篇，高被引论文538篇）；工科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30名，若干学科具备冲击世界一流前列的实力；理科整体实力接近世界前100名，若干学科方向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生命医学整体实力接近世界前200名，若干学科方向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社会科学整体实力接近世界300名，文科科学研究水平大幅提升；16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4个学科进入前100名，形成若干具有冲击世界一流能力的优势学科群。另一方面，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双力驱动下，学校师生创新活力得到极大激发，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越来越多的关键贡献，一流创新型大学的形态已然清晰可见。以下是几个典型案例。

1.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

核电装备制造是中国高端制造的代表。核电大锻件的制造技术和生产能力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潘健生院士带领课题组经过“十年磨一剑”的技术攻关和实践，使国产核岛主设备大型锻件的综合性能指标和制造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率先形成三代核电核心装备成套生产能力以及我国自主设计的四代核电配套装备能力，为核电制造业的国产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

2.发挥综合治理优势，守护一方民生水土

目前，我国92%以上的湖泊面临或处于富营养化的威胁。上海交通大学环境学院孔海南教授团队扎根大理、走遍洱海流域，通过10年积累、5年实践、3年攻坚，利用科学技术驱动集成创新，设计出既能治污又能形成循环经济产业的综合方案，让昔日大理“母亲湖”重现风采，被列为国家水处理专项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促进了洱海地区产业的升级，让环境保护的文化和“民富”带动“水清”的意识深入人心，洱海人民生产文化和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3.解决人类根本问题，促进全球健康事业

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青蒿素的高效人工合成和规模化生产一直是困扰世界的难题。上海交通大学张万斌教授带领团队经过十余年艰苦探索，终于发现青蒿素的高效合成方法，使青蒿素适合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当前，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正在积极加快研究成果的推广，为更多饱受疟疾痛苦的患者带来福音，同时为全球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4.探寻暗物质本质，求解宇宙奥秘

上海交通大学季向东教授团队，在四川雅砻江锦屏山地下2500米处的地下实验室，从2013年开始了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2014年8月，美国《Science》杂志报道了PandaX科研团队暗物质探索实验取得显著成果，该实验识别WIMPs（弱相互作用重离子）的灵敏度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较为领先的水平。目前他们研制的探测器核心区液氙的规模升级完成后已成为世界上最灵敏的暗物质探测器之一。

5.开创诱导分化治疗先河 为癌症患者带来福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内科血液学专家王振义院士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他1980年起开始研究癌肿的分化疗法，1986年在国际上首先创导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为恶性肿瘤在不损伤正常细胞的情况下通过诱导分化疗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无私地公开了自己的医疗方法，受益患者遍及全世界。

6.为“海洋石油981”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015 年，由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历时近6年完成的“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发与应用”（海洋石油981）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海洋石油981”作业水深达3050米，钻井深度达1.2万米，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开发南海资源提供了可能。

7.自主研发系列挖泥船，为远海造岛工程作贡献

由上海交大设计开发的系列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已成为我国疏浚行业的主力军，在围海造地、港口建设和航道疏浚中发挥巨大作用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研究所在疏浚船舶设计与疏浚技术研究为我国疏浚行业快速进入世界疏浚大国和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完全实现了疏浚装备设计制造国产化和自主知识产权，其设计研发的“天鲸”号系列重型绞吸挖泥船，在远海施工中作为开路先锋，成为南海岛屿建设的主力军。

8. 4500米深海探宝 “海马”入选十大科技进展

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作为技术负责单位研制开发的“4500米级‘海马’号深海遥控作业型潜水器成功海试”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ROV）是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科研成果，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系统规模和下潜深度最大的无人遥控潜水器。2015年11月2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院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套1500米级重载作业型ROV通过验收。这是继4500米级“海马”号ROV研制成功并投入应用后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潜水器谱系化建设又迈进了一步。

9.打造研究平台和基地  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研究、文献整理和编译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心的研究范围以1946-1948年在东京进行的惩罚近代以来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为核心，包括战后B、C级审判、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当代亚太局势和国际法。“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已成为开放的研究平台和有国际影响的研究基地，让世界在东京审判领域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

10.推动转化医学发展  带动个性化医疗

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已经在上海成立，上海交通大学陈赛娟院士担任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血液病学家、前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是中心科学咨询董事会主席。中心聚焦于开发心脏病、中风、代谢性疾病和癌症等的治疗药物和方法，针对重大疾病进行个性化医疗，解决国民健康重大需求，产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学术和产业成果，把上海打造成为中国个性化医学的核心，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个性化医学的产业基地。

11.保障产业安全运行 提升领域创新能力

我国使用的全氟离子膜曾经100% 依赖进口，成为国家基础产业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张永明教授与山东东岳集团联合攻关，历经8年掌握了“全氟离子膜”制备的核心技术，打破了美国和日本在这一尖端技术领域长达30年的技术垄断，成为促进我国氯碱工业和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大大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在新材料领域及其他领域的科技竞争力。

12.医工结合打造平台，代谢组学获得突破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转化医学中心课题组，针对毒奶粉事件中“三聚氰胺”在哺乳动物体内的毒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利用代谢组学“自上而下”式的研究方式，用分子手段找出问题的答案，首次发现了三聚氰胺引发的婴幼儿肾衰竭与肠道细菌的代谢有着密切关系，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科学》杂志的子刊《科学—转化医学》，同时入选Science杂志2013年十大科技突破之一。

当前，上海交通大学正在努力向一流创新型大学转型，将出台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设计更具发展性的人才通道，使“多维发展”成为一流师资建设的新常态；将更加关注教育增值，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使得“学在交大”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常态；将更加鼓励前沿探索，更加强调使命意识，使得“协同创新”成为高水平科学研究新常态；将制定更加规范的运行体制，更具活力的激励机制，使得“制度激励”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新常态。